荀子·儒效

  大儒之效:武王崩,成王幼,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,恶天下之倍周也。履天子之籍,听天下之断,偃然如固有之,而天下不称贪焉;杀管叔,虚殷国,而天下不称戾焉;兼制天下,立七十一国,姬姓独居五十三人,而天下不称偏焉。教诲开导成王,使谕于道,而能掩迹于文、武。周公归周,反籍于成王,而天下不辍事周,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。天子也者,不可以少当也,不可以假摄为也。能则天下归之,不能则天下去之,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,恶天下之离周也。成王冠,成人,周公归周反籍焉,明不灭主之义也。周公无天下矣;乡有天下,今无天下,非擅也;成王乡无天下,今有天下,非夺也;变势次序节然也。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;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。因天下之和,遂文、武之业,明主枝之义,抑亦变化矣,天下厌然犹一也。非圣人莫之能为,夫是之谓大儒之效。

 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:“儒无益于人之国?”

  孙卿子曰:“儒者法先王,隆礼义,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。人主用之,则势在本朝而宜;不用,则退编百姓而悫,必为顺下矣。虽穷困冻餧,必不以邪道为贪;无置锥之地,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。呜呼而莫之能应,然而通乎财万物、养百姓之经纪。势在人上,则王公之材也;在人下,则社稷之臣、国君之宝也。虽隐于穷阎漏屋,人莫不贵之,道诚存也。

  “仲尼将为司寇,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,公慎氏出其妻,慎溃氏逾境而徙,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,必蚤正以待之也。居于阙党,阙党之子弟罔不分,有亲者取多,孝弟以化之也。儒者在本朝则美政,在下位则美俗,儒之为人下如是矣。”

  王曰:“然则其为人上何如?”

  孙卿曰:“其为人上也,广大矣!志意定乎内,礼节修乎朝,法则度量正乎官,忠信爱利形乎下。行一不义、杀一无罪而得天下,不为也。此君义信乎人矣,通于四海,则天下应之如讙。是何也?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。故近者歌讴而乐之,远者竭蹶而趋之,四海之内若一家,通达之属莫不从服。夫是之谓人师。《诗》曰:‘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夫其为人下也如彼,其为人上也如此,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?”

  昭王曰:“善!”

  先王之道,仁之隆也,比中而行之。曷谓中?曰:礼义是也。道者,非天之道,非地之道,人之所以道也,君子之所道也。君子之所谓贤者,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;君子之所谓知者,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;君子之所谓辩者,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;君子之所谓察者,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:有所止矣。相高下,视墝肥,序五种,君子不如农人;通货财,相美恶,辩贵贱,君子不如贾人;设规矩,陈绳墨,便备用,君子不如工人;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,以相荐撙,以相耻怍,君子不若惠施、邓析。若夫谲德而定次,量能而授官,使贤不肖皆得其位,能不能皆得其官,万物得其宜,事变得其应,慎、墨不得进其谈,惠施、邓析不敢窜其察,言必当理,事必当务,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。

  凡事行,有益于理者,立之;无益于理者,废之。夫是之谓中事。凡知说,有益于理者,为之;无益于理者,舍之。夫是之谓中说。事行失中,谓之奸事;知说失中,谓之奸道。奸事、奸道,治世之所弃,而乱世之所从服也。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,坚白、同异之分隔也,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,明目之所不能见也,辩士之所不能言也,虽有圣人之知,未能偻指也。不知无害为君子,知之无损为小人。工匠不知,无害为巧;君子不知,无害为治。王公好之则乱法,百姓好之则乱事。而狂惑戆陋之人,乃始率其群徒,辩其谈说,明其辟称,老身长子,不知恶也。夫是之谓上愚,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。《诗》曰:“为鬼为蜮,则不可得。有靦面目,视人罔极。作此好歌,以极反侧。”此之谓也。

  我欲贱而贵,愚而智,贫而富,可乎?

  曰:其唯学乎!彼学者,行之,曰士也;敦慕焉,君子也;知之,圣人也。上为圣人,下为士君子,孰禁我哉!乡也,混然涂之人也,俄而并乎尧、禹,岂不贱而贵矣哉!乡也,效门室之辨,混然曾不能决也,俄而原仁义,分是非,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,岂不愚而知矣哉!乡也,胥靡之人,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,岂不贫而富矣哉!今有人于此,屑然藏千溢之宝,虽行貣而食,人谓之富矣。彼宝也者,衣之不可衣也,食之不可食也,卖之不可偻售也,然而人谓之富,何也?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?是杅杅亦富人已,岂不贫而富矣哉!故君子无爵而贵,无禄而富,不言而信,不怒而威,穷处而荣,独居而乐,岂不至尊、至富、至重、至严之情举积此哉!

  故曰: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,不可以夸诞有也,不可以势重胁也,必将诚此然后就也。争之则失,让之则至,遵道则积,夸诞则虚。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,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。如是,则贵名起如日月,天下应之如雷霆。故曰:君子隐而显,微而明,辞让而胜。《诗》曰: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天。”此之谓也。鄙夫反是:比周而誉俞少,鄙争而名俞辱,烦劳以求安利,其身俞危。《诗》曰:“民之无良,相怨一方,受爵不让,至于己斯亡。”此之谓也。

  故能小而事大,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,舍粹折无适也。身不肖而诬贤,是犹伛伸而好升高也,指其顶者愈众。故明主谲德而序位,所以为不乱也;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,所以为不穷也。分不乱于上,能不穷于下,治辩之极也。《诗》曰:“平平左右,亦是率从。”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。

  以从俗为善,以货财为宝,以养生为己至道,是民德也。行法至坚,不以私欲乱所闻,如是,则可谓劲士矣。行法至坚,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,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,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,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,上则能大其所隆,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,如是,则可谓笃厚君子矣。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,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,行礼要节而安之,若生四枝,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,平正和民之善,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,如是,则可谓圣人矣。

  井井兮其有理也,严严兮其能敬己也,分分兮其有终始也,猒猒兮其能长久也,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,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,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,绥绥兮其有文章也,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,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,如是,则可谓圣人矣。此其道出乎一。曷谓一?曰:执神而固。曷谓神?曰:尽善挟治之谓神,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。神固之谓圣人。

  圣人也者,道之管也:天下之道管是矣,百王之道一是矣。故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道归是矣。《诗》言是,其志也;《书》言是,其事也;《礼》言是,其行也;《乐》言是,其和也;《春秋》言是,其微也。故《风》之所以为不逐者,取是以节之也;《小雅》之所以为《小雅》者,取是而文之也;《大雅》之所以为《大雅》者,取是而光之也;《颂》之所以为至者,取是而通之也:天下之道毕是矣。乡是者臧,倍是者亡。乡是如不臧,倍是如不亡者,自古及今,未尝有也。

  客有道曰:“孔子曰:‘周公其盛乎!身贵而愈恭,家富而愈俭,胜敌而愈戒。’”

  应之曰:“是殆非周公之行,非孔子之言也。武王崩,成王幼,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,履天子之籍,负扆而坐,诸侯趋走堂下。当是时也,夫又谁为恭矣哉!兼制天下,立七十一国,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,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,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,孰谓周公俭哉!武王之诛纣也,行之日以兵忌,东面而迎太岁,至汜而泛,至怀而坏,至共头而山隧。霍叔惧曰:‘出三日而五灾至,无乃不可乎?’周公曰:‘刳比干而囚箕子,飞廉、恶来知政,夫又恶有不可焉?’遂选马而进,朝食于戚,暮宿于百泉,厌旦于牧之野。鼓之而纣卒易乡,遂乘殷人而诛纣。盖杀者非周人,因殷人也。故无首虏之获,无蹈难之赏。反而定三革,偃五兵,合天下,立声乐,于是《武》《象》起而《韶》《頀》废矣。四海之内,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。故外阖不闭,跨天下而无蕲。当是时也,夫又谁为戒矣哉!”

  造父者,天下之善御者也,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。羿者,天下之善射者也,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。大儒者,善调一天下者也,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。舆固马选矣,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,则非造父也。弓调矢直矣,而不能射远中微,则非羿也。用百里之地,而不能以调一天下,制强暴,则非大儒也。

  彼大儒者,虽隐于穷阎漏屋,无置锥之地,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;在一大夫之位,则一君不能独畜,一国不能独容,成名况乎诸侯,莫不愿得以为臣;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,笞棰暴国,齐一天下,而莫能倾也。是大儒之征也。其言有类,其行有礼,其举事无悔,其持险应变曲当,与时迁徙,与世偃仰,千举万变,其道一也。是大儒之稽也。其穷也,俗儒笑之;其通也,英杰化之,嵬琐逃之,邪说畏之,众人愧之。通则一天下,穷则独立贵名,天不能死,地不能埋,桀、跖之世不能污,非大儒莫之能立,仲尼、子弓是也。

  故有俗人者,有俗儒者,有雅儒者,有大儒者。不学问,无正义,以富利为隆,是俗人者也。逢衣浅带,解果其冠,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,缪学杂举,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,不知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《书》;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,然而不知恶者;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,然而明不能别;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,得委积足以掩其口,则扬扬如也;随其长子,事其便辟,举其上客,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:是俗儒者也。法后王,一制度,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《书》;其言行已有大法矣,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,闻见之所未至,则知不能类也;知之曰知之,不知曰不知,内不自以诬,外不自以欺,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,是雅儒者也。法先王,统礼义,一制度;以浅持博,以古持今,以一持万,苟仁义之类也,虽在鸟兽之中,若别白黑;倚物怪变,所未尝闻也,所未尝见也,卒然起一方,则举统类而应之,无所儗;张法而度之,则晻然若合符节:是大儒者也。故人主用俗人,则万乘之国亡;用俗儒,则万乘之国存;用雅儒,则千乘之国安;用大儒,则百里之地久,而后三年,天下为一,诸侯为臣,用万乘之国,则举错而定,一朝而伯。

  不闻不若闻之,闻之不若见之,见之不若知之,知之不若行之。学至于行之而止矣。行之,明也;明之为圣人。圣人也者,本仁义,当是非,齐言行,不失豪厘,无它道焉,已乎行之矣。故闻之而不见,虽博必谬;见之而不知,虽识必妄;知之而不行,虽敦必困。不闻不见,则虽当,非仁也。其道百举而百陷也。

 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,则必为盗;勇,则必为贼;云能,则必为乱;察,则必为怪;辩,则必为诞。人有师有法而知,则速通;勇,则速威;云能,则速成;察,则速尽;辩,则速论。故有师法者,人之大宝也;无师法者,人之大殃也。人无师法,则隆性矣;有师法,则隆积矣。而师法者,所得乎情,非所受乎性,不足以独立而治。性也者,吾所不能为也,然而可化也;情也者,非吾所有也,然而可为也。注错习俗,所以化性也;并一而不二,所以成积也。习俗移志,安久移质。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,参于天地矣。

  故积土而为山,积水而为海,旦暮积谓之岁,至高谓之天,至下谓之地,宇中六指谓之极,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。彼求之而后得,为之而后成,积之而后高,尽之而后圣。故圣人也者,人之所积也。人积耨耕而为农夫,积斲削而为工匠,积反货而为商贾,积礼义而为君子。工匠之子莫不继事,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,居楚而楚,居越而越,居夏而夏,是非天性也,积靡使然也。故人知谨注错,慎习俗,大积靡,则为君子矣。纵情性而不足问学,则为小人矣;为君子则常安荣矣,为小人则常危辱矣;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,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,小人则日徼其所恶。《诗》曰:“维此良人,弗求弗迪;唯彼忍心,是顾是复。民之贪乱,宁为荼毒。”此之谓也。

  人论: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,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,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,是众人也。志忍私,然后能公;行忍情性,然后能修;知而好问,然后能才;公修而才,可谓小儒矣。志安公,行安修,知通统类:如是则可谓大儒矣。大儒者,天子三公也;小儒者,诸侯、大夫、士也;众人者,工农商贾也。礼者,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,人伦尽矣。

  君子言有坛宇,行有防表,道有一隆。言政治之求,不下于安存;言志意之求,不下于士;言道德之求,不贰后王。道过三代谓之荡,法二后王谓之不雅。高之下之,小之巨之,不外是矣。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廷也。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,则不告也;匹夫问学不及为士,则不教也;百家之说不及后王,则不听也。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,行有防表也。

  《儒效》译文

  大儒的作用是:周武王去世以后,由于成王还年幼,周公担心天下有人会背叛周朝,就拥护成王继承武王之位来统辖天下。周公登王位,处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,好像这本来就应该是他拥有的权力一样,但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事贪图王位。周公杀了管叔,把殷国都城变成了废墟,可是天下人并不觉得他残暴。周公控制天下,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,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个,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偏私。周公教导成王,使他明白礼仪之道,使他能继承先辈的事业。周公把王位归还给成王,可是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,周公也回到臣位,朝拜成王。天子这个职位,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,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。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,天下人就会归顺他,反之,天下人就会背离他。所以,周公撇开成王,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,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。成王到二十岁了,已经长大成年了,周公就把王位归还给成王,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礼义法度。于是,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,过去拥有天下,现在没有了,这不是禅让;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,现在可以了,这不是篡夺;这是由于地位次序的变化的缘故啊。因此,所以周公以旁支的身份来代替嫡长子执政并不算超越本分,弟弟诛杀兄长也不算残暴,周公与成王调换了地位并不算不顺位。依靠天下的安定,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,彰明了旁支和君权的大义,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,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。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,这就是大儒的作用。

 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:“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吧?”

  孙卿子答道:“儒者效法先王,尊崇礼义,谨慎地做臣子,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。如果得到君主的任用,他们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;如果无法得到任用,他们就会退居民间,在编入的户籍册中,做一个诚实、顺服的普通百姓。即使处境艰难,受冻挨饿,也不会用不正当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;即使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,也能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。虽然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,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、养育百姓的纲纪。如果地位在人之上,他们可以成为天子、诸侯;地位在人之下,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。即使隐居在穷巷陋屋,也没有人会不尊重他,因为他们确实身怀道术啊。

 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,奸商沈氏知道了,卖羊时,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,公慎氏也休弃了淫乱的妻子,平时奢侈浪费、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搬离了鲁国,甚至鲁国卖牛马的也不再漫天要价了,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。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,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,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。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。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,就能使朝政完美;作为老百姓,就能使风俗优良。儒者做臣民时就像这样的啊。

  秦昭王问:“那么,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,又是怎样的呢?”

  孙卿答道:“儒者在人之上,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!他们内心意志坚定,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,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,百姓之中,忠诚、信实、仁爱、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。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,错杀无罪的人,这样的事情,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。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,传遍四海,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,天下的人都很仰慕。所以,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、欢迎他;而远方的人,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。这样,四海之内,如同一家一样,交通方便的地方,没有不服从的,这就是为人楷模。《诗经》说:“从西到东,从南到北,没有不归服的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,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,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!”

  昭王说:“讲的好!”

  古代圣王之道,是“仁”的最高体现,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。什么叫做适中呢?答道:就是礼义。这个“道”,不是天之道,也不是地之道,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,君子应遵循的法则。君子所说的贤能,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;君子所说的明智,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;君子所说的分辨,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;君子所说的详察,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。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。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,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,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,君子不如农民;流通钱财货物、鉴定货物的优劣,争讨价格的高低,君子不如商人;设置圆规曲尺,陈设墨线,熟练运用工具,君子不如工人;不顾是非,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,互相贬抑、相互讥羞,君子不如惠施、邓析。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,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,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,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,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,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,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,惠施、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,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,做事要有缓有急,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。

  不管作什么事情,对于原则有好处,就做;反之,就不做,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。知识学说,对于原则有好处的,就实行;反之,就舍弃,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。事情和行为不得当,就使奸邪的事;知识学说不得当,就是奸邪的学说。奸邪的事与奸邪的学说,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抛弃的,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遵从。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,“离坚白”“合同异”的分析,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,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,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,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,也不能轻易说得清。不懂得这些,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。懂得这些,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小人。就如工匠,他不懂得这些,并不妨碍他成为能工巧匠;君子不懂得这些,也不妨碍治理国家大事。天子诸侯喜好奸事、奸道,就会搞乱法度;老百姓喜好奸事、奸道,就会搞乱事情。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,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,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,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,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。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,还不如鉴别鸡狗优劣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名声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你这样鬼头鬼脑?无影无形看不清!你的面目这样丑陋,给人看也看不透。我作这支歌,就是要揭穿你的反复无常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我想由卑贱变得高贵,由愚昧变得智慧,由贫困变得富有,可以吗?

  回答道:那只有通过学习吧!那些学习的人,能遵行学到的东西,就可叫做士人;能勤奋努力的,就可叫做君子;能精通学到的东西,就是圣人。既然最高可以成为圣人,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,那么谁能阻止我上进呢?以前,还只是一个浑浑顿顿的普通人,突然间便可跟尧、禹齐名,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!以前,竟不能区分户内与户外礼节的区别,突然就能追溯仁义的根源,分辨是非,处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,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明智吗?过去一无所有,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,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?如果有一个人,他贮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,即使靠行乞过活,人们也会说他富有。他的那种财宝,既不能够穿;也不能够吃;即使卖它也不能很快出售。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,为什么呢?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这里确实有巨大的财富吗?这样看来,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,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得富有了吗?

  所以,虽然君子没有官位也高贵,没有俸禄也富有,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,不用发怒也有威严,处境穷困依然荣耀,处境孤独仍然快乐,君子那些最高贵、最富有、最庄重、最严肃的实质都集中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?所以说,尊贵的名声不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争夺,不能靠自我吹嘘去占有,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,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,然后才能得到。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,名声反而会失掉;如果谦让,反而会得到。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就能保持尊贵的名声,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。所以,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,在行为上要谦让,应当致力于自身美德的积聚,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。这样,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那样显明,天下的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的响应他。所以说,即使君子隐居了,但名声仍然显著,地位虽然卑微,却荣耀显赫,即使谦让仍能胜过他人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仙鹤在沼泽里鸣叫,声音直冲云霄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粗鲁的人就与此相反,他们拉帮结伙,但党羽越来越少,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,厌烦劳苦,希求安逸,而他自身更加危险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有些人不善良,总是怨恨别人,他只知道争取官位,而不懂得谦让,终于自取灭亡。”说的就是这种人。

  能力不大却要干大事,这就如同气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担一样,除了断骨折腰,再没有别的下场了。自己本身不贤却吹嘘自己为贤人,这就如同一个身躯佝偻的人总想爬高一样,这样,指着他的头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。所以,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安排官位,就是为了防止混乱;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,然后才敢于接受职位,就是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困窘。君主安排官职不混乱,臣子按能力任职不会陷入窘境,这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了。《诗经》中说:“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干,而且都很听从君上的命令。”这就是说,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。

 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,以货物钱财为珍宝,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,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。行为合乎法度,意志坚定,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,如果这样,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。行为合乎法度,意志坚定,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,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;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,但不完全晓谕明白;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,但还不完全妥当;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,但还不周密;对上能够发扬自己所推祟道义,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;这样,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。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,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,适应当时的变化,如同数一、二这样简单的数字那样轻松;遵行礼节,处之泰然,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行动自如;抓住时机,建立功勋的技巧,就如同通晓四季的变更一般;治理政事,安定百姓,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,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。

  整整齐齐啊,凡事都那样有条有理。威风凛凛啊,他是那样受尊敬。坚定不移啊,他是那样始终如一,明明白白。安安稳稳啊,凡事都能长久保持。痛痛快快啊,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毫不怠慢。昭昭耀耀啊,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。勤勤恳恳啊,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。安安泰泰啊,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。和和蔼蔼啊,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。兢兢业业啊,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。这样,就可以叫做圣人了,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专一。什么叫做专一?答:保持神明与稳固。什么神明与稳固?答: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明。任何事物都不能颠覆它就叫做稳固。既神明,又牢固就可以叫做圣人。

  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。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这里了,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里。所以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经》、《乐经》的道也都归属在这里了。《诗经》中说的是圣人的意志;《书经》说的是圣人的政事;《礼经》说的是圣人的行为;《乐经》说的是圣人的协调;《春秋》说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。所以,《国风》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,是因为以此节制它的缘故;《小雅》之所以为小雅,是因为用它来美化的缘故;《大雅》之所以为大雅,是因为它来光大的缘故;《颂》之所以达到了诗的最高峰,是因为它精神来贯穿的缘故。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里,顺着它去做,就会得到昌盛,违背它去做,就会遭到灭亡,顺着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,违背它去做而行不被灭亡,从古到今,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。

  有个客人说:“孔子说:‘周公多么伟大啊,他地位高贵却更加谦恭有礼,他家庭富有却节俭有加,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。”

  答道:“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,也不是孔子的观点。”武王死后,成王年纪尚小,周公撇开成王,继承了武王的事业,他登上天子之位,背靠屏风而立,诸侯小心谨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。这个时候,他又对谁谦恭有礼呢!确立了对天下的全面统治,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,姬姓就有五十多个,周王室的子孙,只要不是愚蠢之极的,没有不成为显贵的诸侯的。谁又能说周公节俭呢?武王出兵讨伐纣王,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,向东进兵,冲犯了太岁,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滥,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,到了共头山,又遇到山崩。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,说:“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,恐怕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?”周公却说:“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,又囚禁王叔箕子,朝中由奸臣飞廉、恶来执政,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!”于是他挑选精兵继续前进,早晨在戚地吃饭,晚上在百泉宿营,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。刚一开战,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,于是,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。所以,杀纣王的不是周军,而是商人。所以,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,因此,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,军队返回国后,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,统—了天下,设置了音乐,于是就用周乐《武》、《象》代替了原来的《韶》《护》之乐。整个天下,没有不改变思想,而归顺周朝的。因此,家家不必关闭大门,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。这时,还要戒备谁呢?

  造父,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,但如果没有车马,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;后弈,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,但如果没有弓箭,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;大儒这样的人,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,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。如果车子坚固,又有良马,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,日行千里,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;弓调好了,箭也很直,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,那他就不是后弈;治理百里之地,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,统一天下,不能制服强暴的国家,这就不是大儒。

  那些大儒,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、简陋不堪的房屋中,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,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;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,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;打击暴虐的国家,统一天下,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,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。他的言行合乎礼义,做事果断,处理危机,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;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,不管外界怎样变化,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,这就是大儒的典范。他穷困失意时,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;当他显达的时候,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,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,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;众人也都愧对他。在他显达时,就官运享通,就能够统一天下,在他处于困境时,就能独树高声。上天不能使他死亡,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,即使夏桀、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,如果不是大儒,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,而孔子、子弓就是这样的人。

  所以,有庸俗的人,有庸俗的儒士,有高雅的儒士,有大儒。不学习,不讲求正义,把追求财富为目标,这是是庸俗的人。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,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,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,这足以扰乱天下;杂举荒谬的学说,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,把记诵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放在次要地位;他们的衣冠、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,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;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;他们的言论,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,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;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,从而获得衣食,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;顺从显贵的人,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,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,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奴仆,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,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。效法后代的帝王,统一制度,推崇礼仪而把《诗经》《尚书》降到次要位置,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,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,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,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;知道就说知道,不知道就说不知道,对内不欺骗自己,对外不欺骗别人,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,敬畏法度,不敢怠慢,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。效法古代的圣王,总括礼义,统一制度,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,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,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,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,即使在鸟兽之中,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;奇特的事情,古怪的变化,从没有听过,也不曾见过,突然发生了,也能拿礼义来应对,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,张扬法度来衡量它,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,这就是大儒。所以,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,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;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,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;用高雅的儒士执政,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;任用大儒来执政,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,就可以保持长久,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,各国诸侯都来称臣;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,就会政令布施,国家安定,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。

  不听不如听到,听到不如亲眼看到,看到不如知道,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。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。通过实践,就能明白事理,明白事理,就能成为圣人。圣人,把仁义作为根本,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,言行一致,丝毫不差,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,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。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,即使听到的很多,也必定会出现错误,看见了却不知道,虽然记住了,也必有错误;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,即使知识很多,也将会陷入困境。没有听见,也没有看见,即使做对了,也不是仁,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,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。

  所以,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,不懂得法度,如果具有智慧,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;如果有勇气,就会抢劫;如果有才能,就必定会作乱;能够明察,就会发表奇谈怪论;如果善于辩驳,就一定会虚妄诡辩。但有了老师的教导,如果懂得法度,具有智慧,就能很快显达;如果有勇气,就能很快变得威武;如果有才能,就能很快取得成功;如果能明察,就能很快通晓事理;如果善辩,就能很快判断是非。所以,有老师的教导和有法度,就是人们最大的的财富;反之,没有老师的教导和没有法度,就会成为人们的灾祸。没有老师的教导,不懂得法度,人就会任性而为;如果有老师教导,懂得法度,就会重视学习的积累;而老师的法度本身也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得来的,不是先天具有的,它不能独立地治理自己。本性,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,但是本性却可以加以改变;积累,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,却可以造就。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,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,就会改变人的本性。只要专心致志,不三心二意,就能通于神明,与天地相参同了。

  所以,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,细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,一天一天的积累就叫做年,最高的地方是天,最低的地方是地,宇宙中上、下、东、西、南、北六个方向称为极,普通百姓积累善行,达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圣人。那些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,不断实践才会成功,不断的积累才能提高,最终达到完美就能成为圣人。所以,圣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啊。人们积累锄草耕田的经验就成为农夫,积累起砍削的经验就成为木匠,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,积累礼义的经验就成为君子。工匠的儿继承父业,城里的人安于他们的职业。楚国有楚国的风俗习惯,越国有越国的风俗习惯,中原地带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。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,而是后天积累、磨练的结果啊。所以,如果人们行为谨慎,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,坚强德行的修养和磨练,就能成为君子了;如果放纵性情,不努力学习,就会成为小人。成为君子,就能经常安泰、荣耀;成为小人,就经常遇到危困、耻辱。没有人不希望安泰和荣耀和厌恶危困和耻辱的,但是,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,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对于这么多贤良的人,并不招致他,任用他;对那些狠毒的人,你却照顾他、看重他。人民想要反抗,难道甘愿受残害。”说的就是这个。

  人的类别是:思想上总是偏私,却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大公无私;行动肮脏卑鄙,却希望别人认为他有修养;自己浅陋又无知,却希望别人认为他聪明,这是一般人的想法。思想上摒弃私心然后才能公正;行动战胜情欲,然后才能品德高尚;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,然后才能有才智,做到这些,可称为小儒了。思想上安于公正,行动上安于善良,拥有智慧,又能通晓各类事务的法则,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。大儒,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三公;小儒,可以担任诸侯的士大夫;一般民众,就只能做工匠、农民、商人了。礼制,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级优劣的标准,这样就把人的等类全包括在内了。

  君子的言论有界限,行为有标准,言行有所专重。谈到政治的要求,要以国家安定和存在为标准;谈到志向的要求,要以做士为准则;谈到道德的要求,就要以不能背离当代帝王为准则。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前的道,太过遥远,就是放荡荒诞的了;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,就是不正确的了。自己的主张或高,或低,或大,或小,都不超出这些方面,君子发挥自己的思想,就是以此为界限。所以,诸侯询问政治问题,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,就不告诉他;一般人来询问学习问题,如不涉及如何做士,就不教导他;诸子百家的学说,如不涉及当代帝王如何治理国家,就不去听信他。这就是君子说话有界限,行动有标准。

  《儒效》简析

  儒效,即儒者的作用。

  第一段:本段以周公为例,阐述了大儒的作用。作者认为,大儒进则可安天下,行则能明礼义,不愧为受人景仰的圣人。

  第二段:本段是荀子针对秦昭王“儒无益于人之国”问话的回答。荀子说,儒是法先王、隆礼义的人,他们做王公则能使政治分明,信义达于四海;居穷巷,则可使民俗淳美,人人向化,所以儒者对于国家是有用的。

  第三段:本段是荀子对“曷谓中”(即什么叫做恰当)的回答。荀子说:礼义最恰当地体现了先王之道,它为君子所奉行。君子能使世间的一切各得其所,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恰当的。以此推之,于理有益的言论和行为都是恰当的。

  第四段:本段是荀子对如何改变贱、愚、贫的回答。荀子说: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这一切。经过学习的人才能成为士、君子和圣人,可以与圣贤并列。所以君子虽无爵禄,却集中代表了至尊至富,虽隐微而名高天下。小人恰好相反。

  第五段:本段是关于圣人的论述。圣人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种种美德,这些美德来源于圣人对事物尽善尽美的追求。圣人集中体现了“天下之道”和“百王之道”。学习诗书礼乐,就可以得到“天下之道”,获得吉祥。

  第六段:本段论述儒的区别及其作用。儒有俗儒、雅儒、大儒之分,不论哪一种儒,只要加以任用,必有益于国,而儒以外的俗人则会亡国。

  第七段:本段强调师、法的重要。师和法是人们去除恶习、收束本性、不为世俗所染的重要保证,不断地向师、法学习,增加知识,就可成为圣人。反之,放纵本性、不向师法学习者,就是小人,必遭危辱。

  第八段:本文前一段论人伦,后一段述君子。人有高下不同的等级,最能体现等级的是礼,礼是人主为臣下制定的法度。君子之行,完全符合礼的要求。

荀子(约公元前313年-公元前238年),名况,字卿,华夏族(汉族),战国末期赵国人。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,时人尊称“荀卿”。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,因“荀”与“孙”二字古音相通,故又称孙卿。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,后为楚兰陵(位于今山东兰陵县)令。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,提倡性恶论,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‘性善说’比较,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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