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治通鉴第七十三卷·魏纪五

　　《资治通鉴第七十三卷·魏纪五》译文

　　魏明帝青龙三年（乙卯，公元235年）

　　春季，正月，戊子（初八），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。

　　丁己（疑误），皇太后郭氏去世。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，于是，太后因忧惧而死。

　　蜀杨仪已然杀掉魏延，自认为立有大功，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。可是，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，认为杨仪胸襟狭隘而且性情急躁，意向是由蒋琬接任。杨仪到达成都后任中军师，没有统管的具体工作，只是悠闲而已。最初，杨仪侍奉昭烈帝刘备担任尚书职务，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。后来，虽然两人都担任了丞相参军、长史的职务，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行动，承担的任务比较繁重，自认为资历深于蒋琬，才干也超过蒋琬，于是抱怨愤恨之情显露于声色中，叹息怒斥之声发自心底。当时人们害怕他言炎话语没有约束，不敢和他来往。只有后军师费前去安慰问候他，杨仪对费发泄心中的怨恨，把前后经过如此如此地说了一遍，又对费说：“当初丞相刚刚去世之时，我如果率军投奔魏，为人处世怎会零落失意到这种地步？令人后悔，不可能再追回了！”费把他的话秘密上表，汉后主遂把杨仪免职贬为平民，流放到汉嘉郡。杨仪到达流放地点后，又上书进行诽谤，言辞激烈强硬，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，杨仪自杀。

　　三月，庚寅（十一日），安葬皇太后郭氏。

　　夏季，四月，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；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。

　　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，已经兴建了许昌宫，又修复洛阳宫，建起昭阳太极殿，筑成总章观，观高十余丈。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，农桑之事几乎停顿。司空陈群上书说：“古代大禹承继唐尧、虞舜的昌盛基业，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，身穿粗劣的衣服，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，人口很少，比之汉文帝、汉景帝之时，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。加之边疆战事不断，将士劳累辛苦，如果出现水灾、旱灾，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。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，沿途大建居室馆所，耗费大量人力，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。而今中原大用民力，也正是吴国、西蜀所希望的，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，愿陛下考虑！”明帝答道：“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，也应该并行建立，消灭敌人之后，只须罢兵防守，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？这本来是你的职责，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。”陈群说：“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，项羽已然被灭，而宫室都被烧毁，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、粮库，都是紧急需要，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。而今吴、蜀两国还没平定，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。人们要想满足私欲，没有找不到托辞的，何况帝王，更没有人敢于违抗。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，说是不可不拆毁；以后打算重新设置，又说不可不设置。如果一定要兴建，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；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，臣下回心转意，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。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阳殿，钟离意直言规劝，就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以后又重新兴建；宫殿建成后，对群臣说：‘如果钟离尚书还在，此殿就建不成了。’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？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。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，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。”为此，明帝稍有减省。

　　明帝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，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，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，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，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，分别处理，可者准奏。廷尉高柔上书说：“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，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，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，没有闲暇营治宅第，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，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！我认为，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，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，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，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，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，再可慢慢兴建。《周礼》规定，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，嫔妃的仪制，已经够盛大了。我私下听说，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，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，大概全是由于此吧。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女，备齐内官的数目，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，陛下可以育精养神，专一静养。那么，《经·螽斯》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。”明帝回答说：“你经常正言进谏，其它事情，请再进言。”

　　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，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，没收财产，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，给以重赏。高柔又上书说：“近年来，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，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，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，群鹿有时暴性发作，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，处处为害，所损害的不计其数，民众虽然设障防备，但力量不够，防不胜防。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，周围数百里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。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，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，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，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，将没有办法应付。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，准许民众捉捕麋鹿，尽快解除猎禁，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，没有谁会不高兴了。”

　　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，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，以便远望孟津。卫尉辛毗规劝说：“天地成自然，本来就是高高低低。现在要反其道而行，已经违背了天理；加之耗费人工，民众已无力承担。如果九河涨满，洪水为害时，丘陵都被夷为平地，将靠什么防御呢？”明帝这才作罢。

　　少府杨阜上书说：“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，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，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，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。以前假使汉桓帝、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，不破坏汉文帝、汉景帝的谦恭节俭，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，又往何处施展，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？而今吴、蜀两国还没平定，军队在外戍边，各项修缮整治工程，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。”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。

　　杨阜又上书说：“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，万国安居，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，天下乐业。到了商朝和周朝，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，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。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，用象牙装饰走廊，商纣建造倾宫、鹿台，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。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，秦始皇修建阿房宫，传位二世即归灭亡。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，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，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。陛下应当以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文王、武王为榜样，以夏桀、殷纣、楚灵王、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，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，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，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。君王好比是头脑，大臣好比是四肢，生死与共，利害相同。我虽然愚蠢胆怯，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，言辞不激切，便不足以感动陛下；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，恐怕皇祖、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。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，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。谨敲击棺木，沐浴更衣，听候诛杀。”奏章呈上后，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，亲笔写诏回答。

　　明帝曾经头戴便帽，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，杨阜问明帝：“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？”明帝沉默不语。从此以后，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。

　　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，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，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，答道：“这是宫中的秘密，不能泄漏。”杨阜大怒，责打他一百棍，数落他说：“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，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？”明帝更加惧惮杨阜。

　　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：“从前勾践鼓励生育，准备国家征用，燕昭王抚慰疾病贫苦的人民，是打算报仇雪耻，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，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。如今吴、蜀两敌强盛，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，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。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，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，一心一意讨伐敌人，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。”

　　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：“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：‘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’。颜渊说：‘东野子驾车，马力已经用尽了，但仍不停地向前驱赶，终将毁掉马匹。’如今劳役辛苦，男女分离，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，留意舟水关系的比喻，让奔跑的马匹在力气还没用尽时得到休息，在人民还没困竭时减省力役。从前汉朝取得天下，到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，可是贾谊仍然忧虑地说：‘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，还认为是平安。’如今贼寇未灭，猛将拥兵自重，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，长久下去则难以交代给子孙，当此国家盛明之时，还不全力除害，如果将来子孙不强，必定是国家的忧患。假使贾谊复活，一定比从前感受更加深切。”明帝都不采纳。

　　殿中监监督营造宫室，擅自拘捕兰台令史。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，明帝颁诏说：“宫殿不能完工，是我最关心的，你推究查办此事，是为什么？”卫臻说：“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职权的法规，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办事，实在是因为收效小而破坏大。我每次检查校事的工作，都有同类毛病，如果再对此放纵，我恐怕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，以至王权衰颓了。”

　　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，明帝下诏说：“敬佩并接受你的正直之言。”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。但监工官吏又上奏留一个月，以便使工程完结。孙礼直接来到工地，不再重新上奏，宣称皇帝颁布诏书遣返民工，明帝对孙礼的做法感到新奇，因而没有责怪。明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群臣的直言进谏，却都能宽容他们。

　　秋季，七月，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，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说：“这是什么灾祸？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？”高堂隆对答说：“《易传》说：‘居上不俭朴，在下不节约，灾火烧他的宫室。’还说：‘君王高筑楼台，天火成灾。’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，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，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，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。”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：“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，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，这又怎么解释？”对答说：“这是夷、越族的巫师所为，不是圣贤的明训。《五行志》记载：‘柏梁火灾，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。’正如《五行志》所记，越人巫师诱惑修筑建章台，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，现在应该遣散民役。宫殿的建制，务必从简节约；清扫火灾的地方，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，那么瑞草、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。如果继续耗费民力，枯竭民财，不是招致符瑞、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。”

　　八月，庚午（二十四日），立皇子曹芳为齐王、曹询为秦王。明帝没有儿子，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子，皇宫禁地事情极其秘密，无人知晓他俩的来历。有人说，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。

　　丁巳（十一日），明帝返回洛阳。

　　颁诏重新修建崇华殿，改名为九龙殿。开渠引来水流过九龙殿前，用玉石砌成水井，用彩缎包裹井栏，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，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。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，制作以水为动力旋转活动的百戏车。

　　陵霄阙刚刚起架时，有喜鹊在上面筑巢，明帝以此事询问高常隆，高堂隆回答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鹊筑巢，鸠居之’。如今大兴宫殿，又新起陵霄阙，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，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住的象征。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：‘宫殿未成，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。’这就是上天的告诫。天道没有亲疏，只赐福于善良的人。太戊、武丁看见灾异征兆后惶悚恐惧，所以上天改降福分。现今如果能够停止各种劳役，增施德政，那么三王可以增为四王，五帝可以增为六帝，难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吗？”明帝为之动容。

　　明帝性情严厉急躁，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没能如期完工的人，亲自召来责问，话还没出口，已被杀头。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：“而今宫殿还没建成，参加劳作的人已有三四万。九龙殿可以使陛下安居，里面足够安置六宫人员；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尚大。愿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目前又无紧急任务的士兵，挑选身体强壮者一万人，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。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，就都会乐于在工地劳动，虽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。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，也不算少。本应当一年完成的，不妨三年完成，遣散其余的民工，使他们都回去务农，这是长远之计。取信于民，是国家的重要珍宝。以前陛下临幸洛阳，征发百姓修建营垒，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就放民工回家；结果营垒建成，又贪图百姓工力的便宜，不按时放还。有关部门只营求眼前利益，不顾治国大体。我愚昧地认为，从今以后，倘若再使用民工，应该明确宣布期限，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时限。如果又有劳役，宁可重新征发，也不要失信。凡陛下临时施刑的人，都是有罪的官吏、当死的人，可是众人不知道详情，说是仓促行事。所以，愿陛下交给主管官吏处理。同样是死，不要让罪犯的血污染宫廷，还被远近猜疑。况且人命至重，容易诛杀而难于复生，一旦气绝，不可能再接续，所以圣对此都很重视。以前汉文帝想要杀死冒犯御驾的人，廷尉张释之说：‘正当事情发生时，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，现在既然下交到廷尉，廷尉是天下的天平，不可偏颇。’我认为这是完全失去大义，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。廷尉也是天子的属官，都不可以失去公平，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错谬吗？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帝王，是严重不忠的人，不可不明察。”

　　中山恭王曹衮病重，命令官属说：“男人不应死在女人手上，赶快给我在东面营造一座殿堂。”殿堂建成，带病前去居住。又命令嫡子说：“你年纪尚小便作了王，只知道欢乐而不知道痛苦，一定会因骄恣奢华而出现过失。兄弟们如有不良行为，你应当前去规劝，规劝不被接受，要流泪劝告，再不改正，就告诉他们的母亲，还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，并辞退封国食邑。与其依仗恩宠招祸，不如贫贱保全性命。这当然是指犯了大罪，如是细小过失，便应当替他掩饰。”冬季，十月，已酉（初三），曹衮去世。

　　十一月，丁酉（二十二日），明帝前往许昌。

　　这一年，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。从此以后，鲜卑部落分崩离析，互相攻击，强者远遁，弱者归顺，边境平安。

　　张掖柳谷口水满涌出，露出一块玉石，带有图案，形状如灵龟，竖立在水面，上有七个石马及凤凰、麒麟、白虎、牺牛、璜、八卦、星宿、孛星和彗星的图形，并有“大讨曹”三字。明帝下诏公告天下，认为是祥瑞。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及玉石图案去问巨鹿人张。张秘密地对于绰说：“神因为知道未来，不追溯往事，吉祥征兆先显现出，然后接着就有兴有废。如今汉朝灭亡已久，魏已得天下，怎么还会是兴魏的吉祥预兆呢？这块玉石，是当今之世要有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。”

　　明帝派人去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、翡翠、玳瑁。吴王说：“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，而可用来换到马匹，我为什么要吝惜呢？”于是，全都给了来使。

　　四年（丙辰，公元236年）

　　春季，吴铸造大钱，一当五百。

　　三月吴张昭去世，享年八十一岁。张昭容貌高傲，威风凛凛，自吴王以下，举国敬畏。

　　夏季，四月，汉后主到达湔氐道，登上观阪，观看汶水水道，停留十日返回。

　　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汉请降，其弟不跟从，率四百户来降魏。

　　五月，乙卯（十三日），乐平定侯董昭去世。

　　冬季，十月，己卯（初十），明帝返回洛阳宫。

　　甲申（十五日），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，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。高堂隆上书说：“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，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，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。将要营建宫殿时，也要先建祖先祭庙，然后再建马厩、仓库，最后才兴建居室。如今圜丘、方泽、南北郊、明堂及社稷，各神神位都没有确定，祖先祭庙的建制也不符合礼法，而只是大修宫殿，使人民失掉生计。外人都说：‘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’，百姓忍受不了，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。《尚书》说：‘上天耳聪目明，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，上天显赫威灵，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。’这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，随从民意，顺应民心。用原木做椽子，建造陋室居住，是唐尧、虞舜、大禹留下来的风范；修玉台、造琼室，是夏桀、商纣对皇天的冒犯。如今宫殿修建过盛，彗星在天空闪烁，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。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，不应当忽视它，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。”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，明帝颇不高兴。侍中卢毓进言说：“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，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。”明帝怒意才算消解。卢毓是卢植的儿子。

　　十二月，癸巳（二十四日），颍阴靖侯陈群去世。陈群曾前后多次上书陈述治国得失，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毁掉底稿，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、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内容。议论的人中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，只是拱手而默无所言。正始年间，诏命选录群臣上书编纂《名臣奏议》，在朝人士才见到陈群进谏事迹，都赞叹不止。

　　袁宏论曰：有人说：“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？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，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。”我的回答是：“仁人君子爱人，如爱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，如爱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。如今作为臣属，看见君主失去道义，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，这种人可称为直士，但不可当作忠臣。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，他终日谈论，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，上书规劝数十次，外人都不知道。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。”

　　乙未（二十六日），明帝前往许昌。

　　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，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。王昶为人恭谨忠厚，他给侄子起名王默、王沉，给儿子起名王浑、王深，写信告诫他们说：“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，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，不敢违犯。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，晚成必有好结果；早晨开花的小草，到晚上就凋零了，松柏的茂盛，寒冬也不会衰减，所以君子都以‘阙党小子’的急于求成为戒鉴。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，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，能把柔弱看作是刚强，便很少不能成功了。毁谤和赞誉，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，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。孔子说：“我对别人，不毁谤，不赞誉。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，何况平庸之辈，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？别人有时攻击自己，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，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，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；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，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。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，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，又何必报复他？谚语说：‘救寒草如厚皮袄，止谤莫如自修身。’这句话确实如此啊！”

　　景初元年（丁巳，公元237年）

　　春季，正月，壬辰（疑误），山荏县奏报说看见黄龙。高堂隆认为：“魏得的是土德，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，应改变历法，换服装颜色，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，使万民耳目一新。”明帝同意此议。三月，下诏改年吨，以本月为孟夏四月，服色尚黄，祭祀牲畜用白，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，改太和历为景初历。

　　五月，己巳（初二），明帝返回洛阳。

　　己丑（二十二日），魏大赦天下。

　　六月，戊申（十二日），魏京都发生地震。

　　己亥（初三），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，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。

　　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，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，明帝曹睿为魏烈祖；三祖的祭庙，万世不能毁坏。

　　孙盛论曰：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，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。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，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。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。

　　秋季，七月，丁卯（初二）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。

　　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，明帝打算讨伐他，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。丘俭上书说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，吴、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，不能很快平定，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。”光禄大夫卫臻说：“丘俭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，不是帝王的大事。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，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，没有前去征讨，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。公孙渊生长在海边，子孙三代相承，在外安抚戎狄，在内练兵备战，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，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，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。”明帝不听劝说，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、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，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。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，在辽隧迎战丘俭。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，辽河大涨，丘俭出战不利，率军回到右北平。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，改年号为绍汉，设置文武百官，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，对边民封官授爵，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。

　　蜀国张皇后去世。

　　九月，冀州、兖州、徐州、豫州发生水灾。

　　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宠爱，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逐渐消失。明帝游逛后花园，尽兴欢宴，郭夫人请让毛皇后参加，明帝不准许，并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。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，第二天问明帝说：“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，高兴吗？”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，一连杀了十几人。庚辰（十六日），命毛皇后自尽，然而还是追加谥号，称悼皇后。癸丑（疑误），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。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担任散骑常侍。

　　冬季，十月，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，在洛阳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，下诏说：“从前汉朝初年，正是秦朝焚书坑儒之后，当时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，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，四百余年来，礼荒废失传。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后裔，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，以始祖虞舜配享；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，以舜妃伊氏配享；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，以武帝配享；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，以武宣皇后配享。”

　　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，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。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，到达时事情败露，吴军返回。

　　诸葛恪到达丹阳，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，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，整顿部队；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，一律设屯聚居。然后又调各将领，率兵据守险要，只修缮防御工事，不与山越交兵。等待稻米快成熟时，即下令士兵收割，使地上不留稻种。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，新稻又没有收成，平民设屯聚居，劫掠不到任何东西。于是山民饥饿难忍，逐渐出山归降。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：“山民只要痛改前非，接受教化，都应当抚慰，迁移到外县，不能随意猜疑，拘押逮捕。”臼阳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，周遗原是一个恶霸，迫于饥饿暂时出山。胡伉把他捆绑起来，送到郡府惩办。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，于是将胡伉斩首。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，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，于是扶老携幼，大批出山，一年之后统计人数，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。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，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。吴王嘉奖他的功劳，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、封为都乡侯，移驻庐江皖口。

　　这一年，把原设在长安的钟、橐佗、铜人、承露盘移到洛阳。承露盘折断，响声传出几十里。铜人太重，无法运到洛阳，只好留在霸城。广为征集黄铜，铸成铜人两个，称为翁仲，并排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。又熔铸黄龙、凤凰各一个，黄龙高四丈，凤凰高三丈多，安置在皇宫内殿前。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，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，在土山上种植松树、竹子、杂木和美草，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。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：“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，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部讲出，不躲避杀身逃亡之祸，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、商纣，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。天生忠诚正直之臣，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水，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，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，珍惜君王的天下。建安以来，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，有的已门户尽灭，即使还有幸存的人，也是孤寡老弱。假如果真是现在宫殿狭小，应当扩建，也还应随顺农时，不要妨碍农业生产，何况是制作毫无益处的器物？黄龙、凤凰、九龙、承露盘，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，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宫殿的三倍。陛下既然尊重群臣，让他们头戴官帽，身穿绣衣，出门乘坐华丽的车轿，用以和平民区别；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，面目又脏又黑，衣冠破碎不整，丢尽国家的脸面，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，实在很不对。孔子说：‘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，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。’没有忠义没有礼法，国家靠什么维持？我知道此言既出，肯定被杀，可是我自比为牛身之一毛，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，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？持笔流泪，心已与世辞别。我有八个儿子，我死之后，还要拖累陛下了。”将要上奏前，沐浴等待命令。明帝说：“董寻不怕死吗？”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，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。

　　高堂隆上书说：“如今世上邪恶之人，喜好议论秦、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，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，致使百姓劳苦，钱财浪费，伤害德政，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，保持神明的喜庆。”明帝不采纳。

　　高堂隆又上书说：“古代洪水泛滥，波浪滔天，历时二十二年，唐尧、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，平安无事。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，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，让四方蛮夷知道，记载在史书上，不是好的名声。而今吴、蜀二敌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，而是僭号称帝、欲与中原抗衡。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：‘孙权、刘禅都在修德政，减轻田租赋税，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，事事遵循礼仪法度，’陛下听到这些，难道能不警惕、厌恨他们，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，而为国家忧虑吗？如果有人说，‘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，崇尚侈华没有限度，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，加重田租赋税，下面承受不了，怨叹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’。陛下听到这些，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，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。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，然后导致亡国；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，然后才不会亡国。而今天下凋敝衰败，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，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，外有强敌虎视眈眈，大军只能长期驻守边防，国内大兴土木工程，州郡骚动不安，万一有敌人入侵的警报，那么，我恐怕修建宫墙的官员便不能舍命破敌了。加之武将文官的俸禄逐渐减少，与从前相比，只有五分之一，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，不再发给生活费用，不应该交纳赋税的如今都要交纳一半，国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，而支出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。可是，预算支出，筹划经费，愈加不够，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，接连不断。反过来推算，多出的费用必定另有用途。俸禄发给米谷和布帛，是君王恩待官吏，让他们赖以为生，如果现在取消，就是夺去他们的性命了。已然得到的又失去，是怨恨集聚的根源。”明帝看后，对中书监、中书令说：“看到高堂隆这一奏章，使朕感到恐惧。”

　　尚书卫觊上书说：“如今议论的人多爱说好听的话，他们谈论政治，则把陛下比作尧、舜；谈论征伐，就把吴、蜀两敌比作狸猫和田鼠，我认为并不如此。四海之内，分而为三，群僚尽力，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，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形势没什么差别。如今千里无炊烟，百姓贫困不堪，陛下如不多加留意，必将很快衰败，再难以振兴起来。武皇帝时候，后宫每餐不超过一盘肉，衣服不穿锦缎绣饰，坐垫不镶花边，所用器物也没有红漆，所以才能平定天下，给子孙留下福分，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，核算国家财政库存，量入为出，恐怕还来不及；如果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停，侈奢糜费一天胜似一天，国家府库将日渐枯竭。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，说应当取得云表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，所以竖立了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，陛下通达圣明，每每嗤笑其非。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还被非议，陛下无求于露水而虚设承露盘，毫无益处并浪费了很多人力，这些实在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克制减省的啊！”

　　当时，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，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，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，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。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。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：“陛下是上天之子，小吏、平民也是陛下之子。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，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，作为父母来说，就是有所偏爱了。还有，诏书说可以用年龄、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，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，穷人则典当借债，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。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，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。这样，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，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，或者穷困或者忧愁，都不如愿。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，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。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，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，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，还将供给不上，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女。对后妃及太后娘家随意赏赐，内外开支，费用与军费相半。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，堆土造山，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，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。自从衰乱以来，四、五十年，马不离鞍，士不解甲，强敌压境，企图吞灭魏室。陛下不兢兢业业，考虑崇尚节俭，反而追求奢糜，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，后园竖起承露盘，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，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！可惜啊，舍弃尧、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，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。”明帝不理睬。

　　高堂隆病重，口授上书说：“曾子曾经说过：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’我卧床病重，有增无减，常常恐怕猝然去世，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，我的一片赤诚，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！我观察夏、商、周三代占有天下时，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，历经数百年，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，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。可是，夏桀、商纣之辈，放纵私心，极尽私欲，皇天震怒，国家化为废墟。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，桀被放逐到鸣条山，天子尊位，被商汤、周武居有。难道夏桀、商纣与普通人不同？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。黄初年间，上天预示警告，异类之鸟，在燕巢中抚育长大，嘴、爪、胸部都是红色，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，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。可以选拔亲王，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，亲自统率，象棋子一样，分布全国，镇抚皇家的疆土，辅翼弘扬皇室。皇天不特别亲近谁，只辅佑有德的圣君。百姓赞咏德政，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；下面怨声载道，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。由此看来，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，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。”明帝亲手写下诏书，深切慰劳高堂隆。不久，高堂隆去世。

　　陈寿评曰：高堂隆学业昌明，立志辅助君王，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，发自诚恳之心，堪称是忠臣啊！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，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！

　　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，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：“选拔举荐人才时，不要唯名是取，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，只能看不能吃。”卢毓说：“凭名声选拔，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，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；一般的人敬畏教化、仰慕善行，然后才会出名，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。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，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。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，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。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，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，所以真假混杂，虚实难辨。”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，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。刘邵制定《都官考课法》七十二条，又作《说略》一篇，下诏让百官讨论。

　　司隶校尉崔林说：“《周官》考课之法，条例已十分完备了。从周康王以后，就逐渐废驰，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。到汉代末年，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！如今军队或聚或散，减增无常，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。况且万目不张，就要拉住它的纲绳；裘毛不整，就要抖动它的衣领。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，伊尹在商王朝供职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。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，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，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，难道在于考核吗？”

　　黄门侍郎杜恕说：“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，三年进行一次考绩，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。然而经过六个朝代，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，经过七位圣人，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，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，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。俗语说：‘世上有恶人，没有恶法。’如果法制是万能的，那么唐尧、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、子契的辅佐，商朝、周朝也不会以伊尹、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。而今主张考绩的人，陈述了周朝、汉朝的所说所为，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，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。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，振兴美好的治绩，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。打算让州、郡举行任官考试，必须经由四科，都有实际成效，然后保举，经官府考试征用，任不地方官吏，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，或者增加禄秩，赐予爵位，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。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，采用他们的建议，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，切实施行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、可行的必罚制度。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，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。古代的三公，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，内职大臣，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，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，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。况且天下如此之大，大事如此之多，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，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，大臣好比是四肢，必须明白同属一体、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。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，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，帝王的宏大事业，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。由此看来，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，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？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，而为国尽节，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，公道没有树立起来，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，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，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，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？”

　　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：“设置官吏分担职责，管理百姓，是治国的根本。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，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，是治国的细微末节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，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，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，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，显示出明暗之理。”于是，久议不决，此事竟没有实行。

　　臣司马光曰：治理国家的关键，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；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，连圣贤也感到困难。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，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，使善良和邪恶混淆；用档案进行考核，于是巧诈横生，真假不明。总之，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。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，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，无所遁形。如果不公不明，那么考绩之法，恰好能够成为徇私、欺骗的凭借。

　　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所谓至公至明，是要出自内心，所谓档案，反映的是外在表现。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，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，不也很难吗？居上位的人，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，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，那么，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，只要看他博学强记，讲解精辟通达，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；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，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，不使人含冤受屈，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；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，只要看他战必胜、攻必取，能使敌人畏服，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。至于文武百官，莫不如此。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但决断在于自己；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，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。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，最为精密最为细微，不可以口述，也不可以笔录，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？

　　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，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；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，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。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，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。向人咨询，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；考核事迹，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。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，增加考核条目，完备档案文簿，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？

　　有人说：君主的治理，大到天下，小到封国，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，要一一考察任免，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？回答是：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居上位的人，不只是君王而已；太守居于一郡之上，三公居于百官之上，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，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、九卿、郡守，还会有什么烦劳呢？

　　有人说：考绩之法，是唐尧、虞舜所制定，京房、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，怎么可以废除呢？回答是：唐尧、虞舜的官吏，任职时间长，所担职责专，设立法规宽，完成期限远。所以姒鲧治水，历经九年尚未完成，然后才治他的罪；大禹治水，等到九州全部安定，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，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；不象京房、刘邵的办法，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，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。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，不可不明察。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、虞舜时才可能实行，而在汉、魏不可行，是由于京房、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。

　　起初，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，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：“汉高祖遇见逃犯，任命为上将；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。平民百姓甚至奴仆，可以登上王公之位，何必墨守成文，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？”卫臻说：“不然。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、周康王时代，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、汉景帝时代，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，开提拔奇才的先河，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。

　　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，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。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，卢毓说：“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，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。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，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！”李丰佩服他的见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