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爱

  兼爱上

 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,必知乱之所自起,焉能治之;不知乱之所自起,则不能治。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:必知疾之所自起,焉能攻之;不知疾之所自起,则弗能攻。治乱者何独不然!必知乱之所自起,焉能治之;不知乱之所自起,则弗能治。

 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,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。当察乱何自起,起不相爱。臣子之不孝君父,所谓乱也。子自爱不爱父,故亏父而自利;弟自爱不爱兄,故亏兄而自利;臣自爱不爱君,故亏君而自利;此所谓乱也。虽父之不慈子,兄之不慈弟,君之不慈臣,此也天下之所谓乱也。父自爱也,不爱子,故亏子而自利;兄自爱也不爱弟,故亏弟而自利;君自爱也,不爱臣,故亏臣而自利。是何也?皆起不相爱。虽至天下之为盗贼亦然。盗爱其室,不爱异室,故窃异室以利其室;贼爱其身,不爱人身,故贼人身以利其身。此何也?皆起不相爱。虽至大夫之相乱家,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。大夫各爱其家,不爱异家,故乱异家以利其家;诸侯各爱其国,不爱异国,故攻异国以利其国。天下之乱物,具此而已矣。察此何自起?皆起不相爱。

  若使天下兼相爱,爱人若爱其身,犹有不孝者乎?视父兄与君若其身,恶施不孝?犹有不慈者乎?视弟子与臣若其身,恶施不慈?故不孝不慈亡有。犹有盗贼乎?故视人之室若其室,谁窃?视人身若其身,谁贼?故盗贼亡有。犹有大夫之相乱家,诸侯之相攻国者乎?视人家若其家,谁乱?视人国若其国,谁攻?故大夫之相乱家,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。若使天下兼相爱,国与国不相攻,家与家不相乱,盗贼亡有,君臣父子皆能孝慈,若此则天下治。

 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,恶得不禁恶而劝爱!故天下兼相爱则治,交相恶则乱。故子墨子曰:“不可以不劝爱人”者,此也。

  兼爱中

  子墨子言曰:“仁人之所以为事者,必兴天下之利,除去天下之害,以此为事者也。”然则天下之利何也?天下之害何也?子墨子言曰:“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,家之与家之相篡,人之与人之相贼,君臣不惠忠,父子不慈孝,兄弟不和调,此则天下之害也。”

  然则察此害亦何用生哉?以不相爱生邪?子墨子言:“以不相爱生。今诸侯独知爱其国,不爱人之国,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。今家主独知爱其家,而不爱人之家,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。今人独知爱其身,不爱人之身,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。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,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,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,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,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,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。天下之人皆不相爱,强必执弱,富必侮贫,贵必敖贱,诈必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,其所以起者,以不相爱生也,是以仁者非之。”

  既以非之,何以易之?子墨子言曰:“以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易之。”然则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?子墨子言:“视人之国若视其国,视人之家若视其家,视人之身若视其身。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,家主相爱则不相篡,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,君臣相爱则惠忠,父子相爱则慈孝,兄弟相爱则和调。天下之人皆相爱,强不执弱,众不劫寡,富不侮贫,贵不敖贱,诈不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,以相爱生也,是以仁者誉之。”

 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:“然,乃若兼则善矣。虽然,天下之难物于故也。”子墨子言曰:“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、辩其故也。今若夫攻城野战、杀身为名,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,苟君说之,则士众能为之。况于兼相爱、交相利,则与此异!夫爱人者,人必从而爱之;利人者,人必从而利之;恶人者,人必从而恶之;害人者,人必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?特上弗以为政、士不以为行故也。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,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,韦以带剑,练帛之冠,入以见于君,出以践于朝。是其故何也?君说之,故臣为之也。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,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,胁息然后带,扶墙然后起。比期年,朝有黧黑之色。是其故何也?君说之,故臣能之也。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,教驯其臣,私令人焚舟失火,试其士曰:‘越国之宝尽在此!’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。士闻鼓音,破碎乱行,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,越王击金而退之。”是故子墨子言曰:“乃若夫少食恶衣、杀身而为名,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,若苟君说之,则众能为之,况兼相爱、交相利与此异矣。夫爱人者,人亦从而爱之;利人者,人亦从而利之;恶人者,人亦从而恶之;害人者,人亦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焉?特士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。”

  兼爱下

  子墨子言曰:“仁人之事者,必务求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。”然当今之时,天下之害,孰为大?曰:若大国之攻小国也,大家之乱小家也,强之劫弱,众之暴寡,诈之谋愚,贵之敖贱,此天下之害也。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,臣者之不忠也,父者之不慈也,子者之不孝也,此又天下之害也。又与今人之贱人,执其兵刃毒药水火,以交相亏贼,此又天下之害也。

 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。此胡自生?此自爱人、利人生与?即必曰:“非然也。”必曰:“从恶人、贼人生。”分名乎天下,恶人而贼人者,兼与?别与?即必曰:“别也。”然即之交别者,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?是故别非也。子墨子曰:“非人者必有以易之,若非人而无以易之,譬之犹以水救火也,其说将必无可矣。”是故子墨子曰:“兼以易别。”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?曰:藉为人之国,若为其国,夫虽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?为彼者,由为己也。为人之都,若为其都,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?为彼犹为己也。为人之家,若为其家,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?为彼犹为己也。然即国都不相攻伐,人家不相乱贼,此天下之害与?天下之利与?即必曰天下之利也。

 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。此胡自生?此自恶人贼人生与?即必曰:“非然也。”必曰:“从爱人利人生。”分名乎天下,爱人而利人者,别与?兼与?即必曰:“兼也。”然即之交兼者,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?是故子墨子曰:“兼是也。”且乡吾本言曰:仁人之事者,必务求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。今吾本原兼之所生,天下之大利者也;吾本原别之所生,天下之大害者也。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,出乎若方也。

 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,以兼为正。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!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!而有道肆相教诲,是以老而无妻子者,有所侍养以终其寿;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,有所放依以长其身。今唯毋以兼为正,即若其利也。不识天下之士,所以皆闻兼而非者,其故何也?

  然而天下之士,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,曰:“即善矣,虽然,岂可用哉?”

  子墨子曰:“用而不可,虽我亦将非之;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。”姑尝两而进之。谁以为二士,使其一士者执别,使其一士者执兼。是故别士之言曰:“吾岂能为吾友之身,若为吾身?为吾友之亲,若为吾亲?”是故退睹其友,饥即不食,寒即不衣,疾病不侍养,死丧不葬埋。别士之言若此,行若此。兼士之言不然,行亦不然。曰:“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,必为其友之身,若为其身;为其友之亲,若为其亲。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。”是故退睹其友,饥则食之,寒则衣之,疾病侍养之,死丧葬埋之。兼士之言若此,行若此。若之二士者,言相非而行相反与?当使若二士者,言必信,行必果,使言行之合,犹合符节也,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:今有平原广野于此,被甲婴胄,将往战,死生之权,未可识也;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、越、齐、荆,往来及否,未可识也。然即敢问:不识将恶也家室,奉承亲戚、提挈妻子而寄托之,不识于兼之有是乎?于别之有是乎?我以为当其于此也,天下无愚夫愚妇,虽非兼之人,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。此言而非兼,择即取兼,即此言行费也。不识天下之士,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,其故何也?

  然而天下之士,非兼者之言,犹未止也,曰:“意可以择士,而不可以择君乎?”姑尝两而进之。谁以为二君,使其一君者执兼,使其一君者执别。是故别君之言曰:“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,若为吾身?此泰非天下之情也。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,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。”是故退睹其万民,饥即不食,寒即不衣,疾病不侍养,死丧不葬埋。别君之言若此,行若此。兼君之言不然,行亦不然,曰:“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,必先万民之身,后为其身,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。”是故退睹其万民,饥即食之,寒即衣之,疾病侍养之,死丧葬埋之。兼君之言若此,行若此。然即交若之二君者,言相非而行相反与?常使若二君者,言必信,行必果,使言行之合,犹合符节也,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:今岁有疠疫,万民多有勤苦冻馁,转死沟壑中者,既已众矣。不识将择之二君者,将何从也?我以为当其于此也,天下无愚夫愚妇,虽非兼者,必从兼君是也。言而非兼,择即取兼,此言行拂也。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,其故何也。

  然而天下之士,非兼者之言也,犹未止也,曰:“兼即仁矣,义矣;虽然,岂可为哉?吾譬兼之不可为也,犹挈泰山以超江、河也。故兼者,直愿之也,夫岂可为之物哉?”子墨子曰:“夫挈泰山以超江、河,自古之及今,生民而来,未尝有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,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。”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?子墨子曰:“吾非与之并世同时,亲闻其声、见其色也;以其所书于竹帛、镂于金石、琢于盘盂,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”《泰誓》曰:“文王若日若月乍照,光于四方,于西土。”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,譬之日月,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。即此文王兼也;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,于文王取法焉!

  且不唯《泰誓》为然,虽《禹誓》即亦犹是也。禹曰:“济济有众,咸听朕言!非惟小子,敢行称乱。蠢兹有苗,用天之罚。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,以征有苗。”禹之征有苗也,非以求以重富贵,干福禄,乐耳目也;以求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。即此禹兼也;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,于禹求焉。

  且不唯《禹誓》为然,虽汤说即亦犹是也。汤曰:“惟予小子履,敢用玄牡,告于上天后曰:‘今天大旱,即当朕身履,未知得罪于上下,有善不敢蔽,有罪不敢赦,简在帝心,万方有罪,即当朕身;朕身有罪,无及万方。’”即此言汤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,以词说于上帝鬼神。即此汤兼也;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,于汤取法焉。

 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,《周诗》即亦犹是也。《周诗》曰:“王道荡荡,不偏不党;王道平平,不党不偏。其直若矢,其易若厎。君子之所履,小人之所视。”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,古者文、武为正均分,贵贤罚暴,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。即此文、武兼也,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,于文、武取法焉。不识天下之人,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,其故何也。

 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,犹未止。曰:“意不忠亲之利,而害为孝乎?”子墨子曰:“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。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,亦欲人爱、利其亲与?意欲人之所恶、贼其亲与?以说观之,即欲人之爱、利其亲也。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?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,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?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,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?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,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。然即之交孝子者,果不得已乎?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?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,而不足以为正乎?姑尝本原之。先王之所书,《大雅》之所道,曰:“无言而不雠,无德而不报。投我以桃,报之以李。”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,而恶人者必见恶也。不识天下之士,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,其故何也。

 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?尝有难此而可为者,昔荆灵王好小要,当灵王之身,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,固据而后兴,扶垣而后行。故约食为其难为也,然后为,而灵王说之,未逾于世,而民可移也,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昔者越王句践好勇,教其士臣三年,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,焚舟失火,鼓而进之。其士偃前列,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。当此之时,不鼓而退也,越国之士,可谓颤矣。故焚身为其难为也,然后为之,越王说之,未逾于世,而民可移也,即求以乡上也。昔者晋文公好苴服。当文公之时,晋国之士,大布之衣,牂羊之裘,练帛之冠,且苴之屦,入见文公,出以践之朝。故苴服为其难为也,然后为,而文公说之,未逾于世,而民可移也,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是故约食、焚舟、苴服,此天下之至难也,然后为而上说之,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,何故也?即求以乡其上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,此其有利,且易为也,不可胜计也,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。苟有上说之者,劝之以赏誉,威之以刑罚,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、交相利也,譬之犹火之就上、水之就下也,不可防止于天下。

  故兼者,圣王之道也,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,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,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。为人君必惠,为人臣必忠;为人父必慈,为人子必孝;为人兄必友,为人弟必悌。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、忠臣、慈父、孝子、友兄、悌弟,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。此圣王之道,而万民之大利也。

  《兼爱上》译文

  圣人是以治天下为职业的人,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,才能对它进行治理。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,就不能进行治理。这就好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,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,才能进行医治,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。治理天下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!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,才能进行治理,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,就不能治理。

  圣人是以治天下为职业的人,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。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,起源于人与人不相爱。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,就是所谓混乱。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,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;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,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;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,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;这就是所谓的混乱。反过来说,父亲不慈爱儿子,兄长不慈爱弟弟,君上不慈爱臣下,这也是天下所谓的混乱。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,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;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,所以损害弟弟而自利;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,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,这是为什么呢?都是起源于不相爱。即使在天下做小偷和强盗的人也是这样,小偷只爱自己的家,不爱别人的家,所以偷取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;强盗只爱自身,不爱别人,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身,这是为什么呢?都是起于不相爱。即使大夫相互侵害家族,诸侯相互攻伐封国,也是这样。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,不爱别人的家族,所以损害别人的家族以利他自己的家族;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,不爱别人的国家,所以损害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。天下混乱的事情,全都摆在这里了,细察这些从哪里产生的呢?都起源于互相不爱。

  假使天下都能相亲相爱,爱别人就像爱自己,还能有不孝的吗?看待父亲兄长及君上像自己一样,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情呢?还有不慈爱的吗?看待儿子、弟弟及臣子像看待自己一样,怎么会做出不慈爱的事情呢?这样不慈爱就没有了。还有强盗和贼寇吗?看待别人的家像自己的家一样,谁还盗窃?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,谁还害人?所以强盗和贼寇就没有了。还有大夫间相互侵害、诸侯间相互攻伐的吗?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一样,谁还侵害?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自己的国家一样,谁还攻伐?所以大夫相互侵害家族,诸侯相互攻伐封国,就没有了。假使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,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不再攻伐,家族与家族之间不再侵害,没有了强盗与贼寇,君臣父子之间都能孝敬慈爱,像这样,天下就治理好了。

  所以圣人既然是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,怎么能不禁止互相仇恨而劝导相爱呢?因为天下相亲相爱就能治理好,相互仇恨就会混乱,所以我们老师墨子说:“不能不劝导爱别人。”道理在此。

  《兼爱中》译文

  墨子说:“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,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,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。”既然如此,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,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?墨子说:“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,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,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,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、效忠,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、孝敬,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、协调,这就都是天下之害。”

  既然如此,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?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?墨子说:“是因不相爱产生的。”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,不爱别人的国家,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,去攻伐别人的国家。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,而不爱别人的家族,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,去掠夺别人的家族。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,而不爱别人,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。所以诸侯不相爱,就必然发生野战;家族宗主不相爱,就必然相互掠夺;人与人不相爱,就必然相互残害;君与臣不相爱,就必然不相互施惠、效忠;父与子不相爱,就必然不相互慈爱、孝敬;兄与弟不相爱,就必然不相互融洽、协调。天下的人都不相爱,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,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,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,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。举凡天下祸患、掠夺、埋怨、愤恨产生的原因,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。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。

  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,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?墨子说道:“用人们全都相爱、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。”既然这样,那么人们全都相爱、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?墨子说道:“看待别人国家就象自己的国家,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,看待别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。”所以诸侯之间相爱,就不会发生野战;家族宗主之间相爱,就不会发生掠夺;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;君臣之间相爱,就会相互施惠、效忠;父子之间相爱,就会相互慈爱、孝敬;兄弟之间相爱,就会相互融洽、协调。天下的人都相爱,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,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,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,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,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。举凡天下的祸患、掠夺、埋怨、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,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。所以仁者称赞它。

 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:“对!兼爱固然是好的。即使如此,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。”墨子说道:“天下的士君子们,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、辨明兼爱的原故。现在例如攻城野战,为成名而杀身,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。但假如君主喜欢,那么士众就能做到。而兼相爱、交相利与之相比,则是完全不同的(好事)。凡是爱别人的人,别人也随即爱他;有利于别人的人,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;憎恶别人的人,别人也随即憎恶他;损害别人的人,别人随即损害他。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?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,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。”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,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,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,头戴熟绢作的帽子,(这身打扮)进可以君上,出可以往来朝廷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君主喜欢这样,所以臣下就这样做。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,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,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,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。等到一年,朝廷之臣都(饥瘦得)面有深黑之色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君主喜欢这样,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。从前越王句践喜爱士兵勇猛,训练他的臣下时,先把他们集合起来,(然后)放火烧船,考验他的将士说:“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。”越王亲自擂鼓,让将士前进。将士听到鼓声,(争先恐后),打乱了队伍,蹈火而死的人,近臣达一百人有余。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。所以墨子说道:“象少吃饭、穿坏衣、杀身成名,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。假如君主喜欢它,那么士众就能做到。何况兼相爱、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(好事)。爱别人的人,别人也随即爱他;有利于别人的人,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;憎恶别人的人,别人也随即憎恶他;损害别人的人,别人也随即损害他。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?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,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。”

  《兼爱中》注释

  崇:为“察”字之误。

  敖:通“傲”。

  行:为“仁”字之误。

  于:为“迂”之假借字。

  说:通“悦”。

  牂羊:母羊。

  韦:熟牛皮。

  细要:细腰。

  碎:疑为“阵”字之误。

  士:为“上”之误。

  《兼爱下》译文

  墨子说道:“仁人的事业,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,除去天下之害。”然而在现在,天下之害,什么算是最大的呢?回答说:“例如大国攻伐小国,大家族侵扰小家族,强大者强迫弱小者,人众者虐待人少者,狡诈者算计愚笨者,尊贵者傲视卑贱者,这就是天下的祸害。又如,做国君的不仁惠,做臣下的不忠诚,做父亲的不慈爱,做儿子的不孝敬,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。又如,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、毒药、水火,用来相互残害,这又是天下的祸害。

 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。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?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?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,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、残害别人产生的。辨别一下名目: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,是兼(相爱)还是别(相恶)呢?则必然要说是别(相恶)。既然如此,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!所以别(相恶)是不对的。墨子说:“如果以别人为不对,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,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,就好像用水救水、用火救火。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。”所以墨子说:“要用兼(相爱)来取代别(相恶)。”既然如此,那么可以用兼(相爱)来替换别(相恶)的原因何在呢?回答说:“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,象治理自己的国家,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,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?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。对待别人的都城,象治理自己的都城,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,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?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。对待别人的家族,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,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,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?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。既然如此,那么国家、都城不相互攻伐,个人、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,这是天下之害呢?还是天下之利呢?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。

 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。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?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?则必然要说不是的,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。辨别一下名目:世上爱人利人的,是别(相恶)还是兼(相爱)呢?则必然要说是兼(相爱)。既然如此,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!所以墨子说:“兼是对的。”而且从前我曾说过:“仁人之事,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,除去天下之害。”现在我推究由兼(相爱)产生的,都是天下的大利;我推究由别(相恶)所产生的,都是天下的大害。所以墨子说别(相恶)不对兼(相爱)对,就是出于这个启发。

 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,以兼(相爱)来施政。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,相互帮助视听,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!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。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,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;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,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。现在以兼(相爱)来施政,则其利如此。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(相爱)之说而加以非议,这是什么缘故呢?

  然而天下的士子,非议兼(相爱)的言论还没有中止,说:“兼(相爱)即使是好的,但是,难道可以应用他吗?”墨子说:“如果不可应用,即使我也要批评它,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?”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。假设有两个士子,其中一士主张别(相恶),另一士主张兼(相爱)。主张别(相恶)的士子说:“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,就象我的身体;看待我朋友的双亲,就象我的双亲。”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,即不给他吃;受冻时,即不给他穿;有病时,不服事疗养;死亡后,不给葬埋。主张别(相恶)的士子言论如此,行为如此。主张兼(相爱)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,行为也不是这样。他说:“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,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,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。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。”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,就给他吃;受冻时,就给他穿;疾病时前去服侍,死亡后给予葬埋。主张兼(相爱)的士人的言论如此,行为也如此。这两个士子,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?假使这两个士子,言出必信,行为必果,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,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。既然如此,那么请问: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,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,死生之变不可预知;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、越、齐、楚,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。那么请问:他要托庇家室,奉养父母,寄顿自己的妻子,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(相爱)的人呢?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(相恶)的人呢?我认为在这个时候,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,即使反对兼(相爱)的人,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(相爱)的人。说话否定兼(相爱),(找人帮忙)却选择兼(相爱)的人,这就是言行相违背。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(相爱)而非议它的作法,原因在哪里?

  然而天下的士子,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,说道:“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,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?”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。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,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,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。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:“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,就对待自己之身呢?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。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,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。”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,就不给吃,受冻就不给穿,有疾病就不给疗养,死亡后不给葬埋。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,行为如此。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,行为也不是这样。他说:“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,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,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,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。”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,就给他吃,受冻就给他穿,生了病就给他疗养,死亡后就给予埋葬。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,行为如此。既然这样,那么这两个国君,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?假使这两个国君,言必信,行必果,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,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。既然如此,那么请问:假如今年有瘟疫,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,已经很多了。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,将会跟随那一位呢?我认为在这个时候,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,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,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。在言论上反对兼,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,这就是言行相违背。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,其原因是什么。

  然而天下的士子,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,说道:“兼爱算得上是仁,也算得上是义了。即使如此,难道可以做得到吗?我打个比方,兼爱的行不通,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、黄河一样。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,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?”墨子说:“提举泰山超越长江、黄河,自古及今,生民以来,还不曾不过。现在至于说兼相爱、交相利,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。”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?墨子说:“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,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,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,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、镂刻在钟鼎石碑上、雕琢在盘盂上,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。”《泰誓》上说:“文王象太阳,象月亮一样照耀,光辉遍及四方,遍及西周大地。”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,好像太阳、月亮兼照天下,而没有偏私。这就是文王的兼爱。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,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!

  而且不只《泰誓》这样记载,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。大禹说:“你们众位士子,都听从我的话: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,而是苗民在蠢动,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。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,去征讨有苗。”大禹征讨有苗,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,也不是干求福禄,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,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,除去天下的祸害。这就是大禹的兼爱。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,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!

  而且并不只《禹誓》这样记载,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,汤说:“我小子履,敢用黑色的公牛,祭告于皇天后土说:‘现在天大旱,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。于今有善不敢隐瞒,有罪也不敢宽饶,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。万方有罪,由我一人承担;我自己有罪,不要累及万方。’”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,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。这就是商汤的兼爱,即使墨子的兼爱,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。

 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,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。周诗上说:“王道荡荡,不偏私不结党;王道平平,不结党不偏私;君子在王道上引导,小人在后面望着行。”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,则古时周文王、周武王为政公平,赏贤罚暴,不偏私父母兄弟。这就是周文王、武王的兼爱,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,也是从文王、武王那里取法的。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,究竟是什么原因。

 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,还是没有终止,说道:“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,而有害于孝道吧?”墨子说: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,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,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?还是希望憎恶、残害他的双亲呢?按照常理来看,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。既然如此,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?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,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?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,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?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,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。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,果真是出于不得已,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?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,完全不值得善待呢?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。先王的书《大雅》说道:“没有什么话不听用,没有什么德不报答。你投给我桃,我报给你李。”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,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。不知天下的人,一听到兼爱就非难,究竟原因在哪里。

  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?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。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。当灵王在世时,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,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,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。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,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,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,民风可以转移。则这无非是为迎合君主之意罢了。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,训练他的将士三年,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,于是故意放火烧船,擂鼓命将士前进。他的将士前仆后继,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。当这个时候,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,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。所以说焚身是很难的事,这以后却做到了。因为越王喜欢它,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,民风可以转移,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。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,当文公在世时,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,戴厚帛做的帽子,穿粗糙的鞋子,(这身打扮)进可见晋文公,出可在朝廷来往。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,然而因为文公喜欢,没过多长时间,民风可以转移,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。所以说节食、焚舟、穿粗衣服,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,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,因此没过多长时间,民风可以转移,这是什么缘故呢?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。现在至于兼相爱、交相利,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,并且不可胜数的事。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,只要有君上喜欢,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,用刑罚来威慑大众,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爱、交相利,会像火一样的向上,水一样的向下,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。

  所以说兼爱是圣王的大道,王公大人因此得到安稳,万民衣食因此得到满足。所以君子最好审察兼爱的启发而努力实行它。做人君的必须仁惠,做人臣的必须忠诚,做人父的必须慈爱,做人子的必须孝敬,做人兄的必须友爱其弟,做人弟的必须敬顺兄长。所以君子假如想要做仁惠之君、忠诚之臣、慈爱之父、孝敬之子、友爱之兄、敬顺之弟,对于兼爱就不可不去实行。这是圣王的大道,万民最大的利益。

  《兼爱下》注释

  (1)“以水救火”当作“以水救水,以火救火。”

  (2)“虽”为“谁”字之误。

  (3)“乡”:即“向”。

  (4)此句疑“正”字当删,“与”为“兴”字之误。

  (5)“与”为“为”字之误。

  (6)“毕强”即“毕劼”,“动”为“助”字之误。

  (7)“而”疑为“是以”之误。

  (8)“进”为“尽”之假借字。

  (9)“谁”为“设”字之误。

  (10)“当”如“尝”。

  (11)“费”通“拂”。

  (12)“谁”为“设”字之误。

  (13)“泰”通“太”。

  (14)疠疫:瘟疫。

  (15)“若”疑为“兹”之误。“既”为“即”假借字。“群对诸群”当为“群邦诸辟”。

  (16)“厎”即“砥”。

  (17)阿:私。

  (18)“乡”通“向”。

  (19)“有”为“者”字之误。

  (20)“颤”读为“惮”。

墨子,名翟,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,一说鲁阳人,一说滕国人。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,曾担任宋国大夫。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,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。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,创立了墨家学说。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,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创立了以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。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,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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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子墨子言曰:“仁人之所以为事者,必兴天下之利,除去天下之害,以此为事者也。”然则天下之利何也?天下之害何也?子墨子言曰:“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,家之与家之相篡,人之与人之相贼,君臣不惠忠,父子不慈孝,兄弟不和调,此则天下之害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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