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书·项籍

 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,而无取天下之虑;曹操有取天下之虑,而无取天下之量;玄德有取天下之量,而无取天下之才。故三人者,终其身无成焉。且夫不有所弃,不可以得天下之势;不有所忍,不可以尽天下之利。是故,地有所不取,城有所不攻,胜有所不就,败有所不避。其来不喜,其去不怒,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,乃克有济。

  呜呼!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,而死于垓下,无惑也。吾观其战于钜鹿也,见其虑之不长、量之不大,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。方籍之渡河,沛公始整兵向关,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,及其锋而用之,可以据咸阳,制天下。不知出此,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,既全钜鹿,而犹徘徊河南、新安间,至函谷,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。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,则其势不得强而臣。故籍虽迁沛公汉中,而卒都彭城,使沛公得还定三秦,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。楚虽百战百胜,尚何益哉!故曰:兆垓下之死者,钜鹿之战也。

  或曰:“籍必能入秦乎?”曰:“项梁死,章邯谓楚不足虑,故移兵伐赵,有轻楚心,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。籍诚能以必死之士,击其轻敌寡弱之师,入之易耳。且亡秦之守关,与沛公之守,善否可知也。沛公之攻关,与籍之攻,善否又可知也。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,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,然则亡秦之守,籍不能入哉?”

  或曰:“秦可入矣,如救赵何?”曰:“虎方捕鹿,罴据其穴,搏其子,虎安得不置鹿而返?返则碎于罴明矣。军志所谓“攻其必救也。”使籍入关,王离、涉间必释赵自救。籍据关逆击其前,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后,覆之必矣。是籍一举解赵之围,而收功于秦也。战国时,魏伐赵,齐救之。田忌引兵疾走大梁,因存赵而破魏。彼宋义号知兵,殊不达此,屯安阳不进,而曰“待秦敝。”吾恐秦未敝,而沛公先据关矣。籍与义俱失焉。

  是故,古之取天下者,常先图所守。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,吾知其无能为也。且彼未尝见大险也,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。吾尝观蜀之险,其守不可出,其出不可继,兢兢而自完,犹且不给,而何足以制中原哉!若夫秦、汉之故都,沃土千里,洪河大山,真可以控天下,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!

 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,使其财布出于天下,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。有小丈夫者,得一金,椟而藏诸家,拒户而守之。呜呼!是求不失也,非求富也。大盗至,劫而取之,又焉知其果不失也?

  《项籍》译文

  我曾经评论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,但是没夺取天下的谋略;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,但没有夺取天下的气量;刘备有夺取天下的气量,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。所以这三个人,终生没有成功。况且不丢弃一部分,就不能得到有利的全局形势;不克制欲望,就能不尽收天下的利益。所以土地有时可以不占领,城地有时不进攻,胜利有时不享受,失败有时也不回避。它来了不喜悦,它失去也不愤怒,让大局自然发展,而缓慢地后发制人,才能有所成就。

  呜呼!项籍有百战百胜的才能,后来却死在垓下,不用困惑。我观察他钜鹿一仗,看到他谋略不长远,气量也不大,何尝不怪他死于垓下太晚啦。正当项籍率兵渡黄河,沛公刘邦才开始整顿军队向函谷关进军。项籍在这时,假若赶快率领军队打向秦朝廷,利用军队之锐气发挥作用,要以占领咸阳,钳制天下。(他)不懂得这样做,却抓住微细和秦朝将领去争短时间的性命。既保全了钜鹿,还徘徊在河南府、新安之间,到函谷关时,刘邦已进入咸阳几个月了。这时秦朝民众已归附刘邦而仇恨项籍,大局势形成不可勉强使民众臣服。所以项籍虽将刘邦迁往汉中而最后定都彭城,让刘邦能够回去并安定三秦,天下的大势,已在汉而不在楚了。楚军虽然百战百胜,还有什么益处呢?所以说:项籍死于垓下的预兆是钜鹿之战。

  有人说:“即使这样,项籍一定能占领秦朝廷吗?”答:“项梁一死,章邯就说对楚军不必忧虑了,所以转移军队讨伐赵,有轻视楚军的心理,但秦军的良将精兵都被消灭在钜鹿一战。项籍诚然能用敢死的勇士,攻击他轻敌少而弱的军队,入据咸阳就容易了。况且快灭亡的秦军守关,与刘邦的军队守关,好坏是能知道的。刘邦进攻函谷关,与项籍进攻函谷关,好坏也是可以知道的。用秦军守关,但刘邦攻破了它,刘邦的军队守关,项籍攻破进去了,那么用秦军守关,项籍还不能攻入吗?”

  有人说:“秦国可以攻进去,又怎么救赵呢?”答:“老虎刚捕捉到鹿,熊罴占据了它的洞穴,并搏击虎子,老虎怎能不丢下鹿而回去,回去虎子被熊罴撕碎吃掉是明摆着的。《孙子兵法》所说:进攻的地方是敌方必然去援救的要害。假使项籍攻入函谷关,王离、涉间必然放弃攻赵而救老窝,项籍再依据函谷关迎头痛击,赵会同诸侯援救的十多营军队从后跟上,歼灭秦军是必然的。这样项籍一举解除赵的围困,又收获占领秦国的功劳。战国时,魏国讨伐赵国,齐军出兵救赵,田忌率军急赴大梁,因此保存了赵国而攻下了魏国。宋义号称懂兵法,却不了解这点,屯兵安阳不进攻,还说等待秦军疲敝。我担心秦军还没有疲敝,而刘邦已抢先占据了函谷关。项籍与宋义都失策了。

  正因如此,古代夺取天下的人,经常先策划所守的地方。诸葛亮放弃荆州而迁往西蜀,我知道他不能有大作为了。况且他也曾出现过大的危险。他以为有剑门关,可保不灭亡。我曾经观察蜀中的险要,可坚守而不可出击,如出击无法后继,小心谨慎以求自我完善,还怕不够。还能够控制中原吗?秦、汉两朝的旧首都,肥沃的土地千里,大川大山,真可用来控制天下,又怎么不可以脚放置如同剑门关的地方,然后说天险呢?当今的富人,必然居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,让他的财物在天下流通,然后可以收获天下的利益。有小气的男人,得到一只描金的木盒子却藏在家里,守住大门保护它,这是求得不丢失,不是寻求致富。如果大强盗来了,抢劫又夺走了它,又怎能知道它真的不失掉呢?

  《项籍》赏析

  《项籍》苏洵的一篇论文,项籍即项羽,是三国时期的大将。苏洵的这篇《项籍》不同于其他论述项羽的文章,没有赞颂项羽作战英勇,也没有替他的遭遇感到惋惜和同情,而是分析了项羽战败的原因,认为项羽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,但缺乏谋略,犯下了战略性的错误,才失去了掌管天下的机会。

  苏洵首先通过对比指出项羽具有夺取天下的能力,将项羽跟曹操、刘备进行了比较,进而得出了曹操、刘备失败的原因,通过这三人的优劣,苏洵得出想要得天下,必要有所舍弃,必要有所思考的结论,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方针。

  苏洵也没有直接否定项羽,而是肯定他的军事才能,对他的作战能力进行赞扬,接着笔锋一转,引用巨鹿之战,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即项羽没有在战前进行细致的谋划,缺乏思索和谋略,才失去了称霸天下的机会。

  在结尾段,苏洵并没有把内容局限在项羽身上,而是用其他话题、富人和小丈夫来再次表明项羽的不足之处,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也与首段相呼应。

  《项籍》是苏洵的一篇典型议论文,也是苏洵的代表作之一。文章层层论述和深入,引用了大量的史实和典故,让文章的论据更加充分,更具有说服力,严密的逻辑使得这篇文章通俗易懂,简单的比喻使得文章浅显生动又形象。

  《项籍》鉴赏

  成败兴亡,一直是爱国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。宋代国势衰微,外屈于辽、夏,内耽于逸乐,不图进取。对此,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爱国知识分子颇有一种危机感,发而为议论,往往带有鲜明的忧国忧民色彩。苏洵是北宋的议论家,在《权书》的序言中明确地说过,他的议论是“不得已于言”,对国事忧之于心而不得不言之于外。《项籍》是《权书》中的一篇论文,针砭北宋时弊,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忧思。

  本来对项籍的评价,前人早有定论。司马迁在赞扬“政由羽出”的功绩时,就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“奋其私智而不师古”,即逞个人私欲而不以往古有成就的帝王为师。苏洵却不拾前人余唾,独具慧眼地从战略角度指出项籍的败因。

  文章之始,即从战略角度立论。劈头提出“项籍有取天下之才,而无取天下之虑”,这里的“虑”,通俗点说,就是战略考虑或谋略。接着,以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,刘备有量而无才去烘托,以“故三人者,终其身无成焉”作一个小结。这就突出了取天下,治天下的“才、虑、量”三者的重要性。借古鉴今,苏洵是针对宋王朝的现实有感而发的。在历史上统一的王朝中,宋代国势最弱。由于统治者缺乏雄才大略,唯图苟安,国不富、兵不强。从宋太宗兴国四年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,直至北宋灭亡,对外作战,连连败绩,丧师失地,一直靠求和、割地、纳币、送物,以求保存自己。对内则徭役、赋税沉重,冗兵、冗官、冗费开支巨大,阶级矛盾激化。积贫积弱,至神宗时已到了不得不变法的地步。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,权归于最高统治者,国家的强弱,系于统治者是否英明。苏洵希望出现一个“才、虑、量”兼备的君主,但事实使他失望。忧之于心而言之于外,《项籍》表达了作者的忧思,蕴含着爱国主义的感情。

  《项籍》一文的论点是: 项籍无战略考虑,故败; 论据是钜鹿之战。作者抓住钜鹿之战进行剖析,指出项籍进行钜鹿之战是战略上的大错误,“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”,不过是与秦将作毫无意义的拚命。由于战略错误,必然导致后来的垓下之败。项籍应置救赵于不顾,挥兵入关,占领关中,如此,章邯必弃赵救秦,那时逆而击之,既败秦兵又可遏阻刘邦先期入秦。再利用关中的战略优势,就可以直取天下。不这样做,就是没有战略眼光,必败。文章至此,已论证了项籍之败因,但作者没有到此为止,又以战略要地关中为论述对象,推论“古之取天下者,常先图所守”。守什么呢?守战略要地。以战略要地为根据地,然后才能进可攻、退可守,反之,把自已摆在一个狭隘、闭塞的环境里,必然会导致失败。因此,要敢于开拓,不要拒户而守就成为这篇文章的结论。这结论很精彩,一是拒户而守是无才、无虑、无量的表现,二是拒户而守的宋王朝必败,三是其批判锋芒已针砭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点的保守落后的民族痼疾。

  严格地说,《项籍》这篇论文,其论点、论据也并非无懈可击。如以才、虑、量立论,这三者的概念易流于空泛而不确定; 以成败论英雄,不能不说是逻辑推理和论证上的缺陷。然而,瑕不掩瑜,它立意新颖,气势雄浑,艺术性强,确是一篇好文章。这篇文章苏洵鲜明地表现出自已的新探求、新见解。其一是以战略的观点去评价项籍,其二是以钜鹿之战去论证项籍战略错误,其三是对刘备、诸葛亮以蜀为根据地持否定态度,均发前人之所未见,使人读后,思路顿开。文章写得很开阔。本来,从战略角度去观察、剖析历史事件,视点高,视野自然也就比就事论事要开阔得多,再加写得环环紧扣、波澜迭出,全篇以“取天下”为文眼,把才、虑、量纳入其范围。先从反面入手,点出无取天下的才、虑、量,终身无成,再从正面论述才、虑、量的具体表现。要目光远大,有所弃才能有所得,“肆天下之所为,而徐制其后,乃克有济”,确立了先纵后收,才能成功的辩证观点。接着转入论证,仍以取天下去统领全局。由于作者抓住了战略观点,形成高层建瓴之势,全篇或正或反,或开或合,写得恢宏开阔,充分发挥了议论散文的特点。作者的写作手法上也表现了高超的技艺: 首先是烘托、排比手法的运用。文章一开头就用三个排比句,前一个是立论,后两个是烘托。排比加强了气势,而用曹操、刘备去烘托,使内容更为深厚可信。随后,以“故三人者,终其身无成焉”突然来一个收煞,使行文波澜起伏,曲尽其妙。然后,再宕开笔去写才、虑、量的具体表现。二是语言铿锵有力。节奏分明,变化多端。如第一段最后一句,一连用了六个“不”字。“不取”“不攻”“不就”“不避”“不怒”“不喜”,六个动词,各下相同,各表其意,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效果。三是设问辩驳。本文有两处设问辩驳,都相当精彩。一问是“籍必能人秦乎?”再问“秦可入矣,如救赵何?”这两问皆对钜鹿之战的否定而发,而钜鹿之战则是项籍缺乏战略眼光,导致失败的诱因。设问的运用,打破了文章平铺直叙的格式,而后面的答辩,更显出从容不迫、恣逸豪放的气势。四是援古证今,举例恰当。如举田忌围魏救赵的古例,说明项籍入秦也必能救赵。最后一段富人与小丈夫的例子,含意则更深远。进取者成、保守者败,已昭示出兴亡的规律了。

苏洵(1009年-1066年),字明允,汉族,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眉山人)。北宋文学家,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“三苏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苏洵长于散文,尤擅政论,议论明畅,笔势雄健,有《嘉祐集》传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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