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光禄竹溪记

　　《任光禄竹溪记》译文

　　我曾经游观过京城世宦富贵人家的亭园，见那里收藏的东西，从极远的边地到海外，奇异的花卉石子没有不能罗致的，所不能罗致的只有竹子。我们江南人砍伐竹子当柴烧，筑园建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奇花异石，有的用千钱买一石，有的用百钱买一花，并不吝惜。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当中，有时就将它砍去，说：“不要让它占了我种花置石的地方”。但京城人如果能觅到可心的竹子，常常不惜花费数千钱来购买；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，便又都干枯而死。正因为它的难以寻觅而且又多枯死，人们因此就更加珍爱它。而江南人中有人讥笑他们说：“京城人竞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视为珍宝。”呜呼！奇花异石诚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。然而追溯它们的产地，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它们，我想也与竹子在江南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而边地海外，或许是从不出产竹子的地方，假如让那里的人一旦看到竹子，我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爱和看重它。这种情况恐怕是笑不完的了。俗语说： “人离乡则愈贱，物离乡则愈贵。”如此说来，世上的美丑好恶，又有什么不变的标准呢！

　　我的舅舅任光禄君在荆溪的边上构筑了一个亭园，到处种竹，不种其他的花木。竹林间造了一座小楼，有空就与客人在那里吟诗啸歌。他偶然对我说：“我不能与有势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盛况，单独在这里取山地本来所有的东西，可以不花费劳力而使满园苍翠葱茏，也足以自适。因此自称是竹溪主人。请外甥为我记述一下吧。”我认为任君哪里是真的不能与有势力者攀比，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；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，而不愿意把它告诉别人呢？过去有人谈论竹子，以为它绝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。所以它奇巧怪异不如石，妖艳柔美不如花，孑孑然有如高傲独立的士人，不能与尘俗混同合一。因此自古以来，知道珍爱竹子的人极少。那么京城人难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爱的吗？他们不过是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，如同用奇花异石向人炫耀一样。所以京城人的珍爱竹子，与江南人的不重竹子，他们都算不上懂得竹子。

　　任君在繁华闹市中生长，而能不沉溺其中，衣饰、车马、僮仆、歌舞，凡是富贵人家所沉湎嗜好的，一切摒弃而去。尤其是方正刚直不随意与人交往，凛然有高洁独立之气，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。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，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。那么虽然假使竹子不是这里的土地所有，任君也将竭尽其力予以收集，然后心里才高兴。任君的财力虽然使他能尽量寻觅奇花异石，然而他的爱好本不在此啊。可叹啊，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为人贵重，对此我更加有感受了。

　　《任光禄竹溪记》注释

　　任光禄：任氏，名卿，字世臣，号竹溪，宜兴人，生于明宏治戊午五月十六日，卒于嘉靖甲寅八月初十日。曾历任光禄寺署丞、湖广都御史等职。所居皆艺竹，故号竹溪。

　　光禄：官名，光禄寺卿或少卿。

　　绝徼（jiào）：极远的边地。

　　徼：边界。

　　芟（shān）：锄除。

　　去：去除。

　　是：这。

　　穷其所生之地：探求它的原产地。穷：追溯。

　　去乡：离开本土。

　　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乎：世人对于美丑的看法，是不固定的。

　　荆溪：水名，在江苏南部，经溧阳、宜兴，注入太湖。

　　间：间隙，这里指偶然。

　　土：这里指本土，本地。

　　蓊（wěng）然：丛密的样子。

　　臭（xiù）味：气味。

　　绰约：柔美的样子。

　　孑（jié）孑然：形容孤高的样子。

　　偃蹇（jiǎn）：高傲的样子。

　　谐：协调。

　　一：一样的。

　　纷华：指富贵繁华的生活。

　　而举凡万物，可喜可玩，固有不能间也欤：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，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。间：间隔，阻止。

　　然则：既然这样……那么。

　　重：甚。

　　《任光禄竹溪记》赏析

　　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，一贵一贱，形成鲜明的对照；进而推理叙写“绝徼海外人”可能有的态度，从而发出“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”的慨叹；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，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，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。

　　入题之前，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，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，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，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，其中不仅有“斩竹而薪之”的江南人，还有“苟可致一竹，辄不惜数千钱”的京师人，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，一旦见竹，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。这就产生一种感觉，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。在这里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，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、绝徼海外之人。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，充分显示了世人“物去乡则益贵”的心理状态，从而得出“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”的结论。

　　这一段内容有叙，有议，有结论，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，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，泛泛议论，显得随意而亲切。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，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。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，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，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：他身居江南，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；他贵竹，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。

　　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，互成对照，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，这恰如峰回路转，忽见其异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，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，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。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，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。

　　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，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。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，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“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”。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，并最终导出了题旨。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，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，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。

　　作者把“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欤”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，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，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，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，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，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。经过层层推演，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：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，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；而“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”。

　　作者最后断语，即使居地不产竹，任君必力致之；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，他也无意于此。有以上的反复衬托、对比和论析，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；同时，它与任君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”的表白逆相绾合，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。

　　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，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，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。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，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——绝徼海外之人；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，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，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。全文前后环环相扣，舒卷自如，浑然—体。

　　《任光禄竹溪记》鉴赏

　　明代唐顺之的《任光禄竹溪记》可以称得上是山水小品中的一篇奇文。文章虽然冠之以“竹溪记”之名，却没有记竹溪之景物，而是借题发挥，讥笑批评了世俗不知竹而盲目贵竹、贱竹的怪现象，赞扬了光禄任君的知竹、爱竹，和不务纷华、不陷流俗的孤高独立的人品。

　　文章开篇就运用迂回战术，从世俗对竹子的态度说起，进而作了深入的分析，最后得出一个观点： 世之好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。在这一部分里，作者先揭出了京师人贵竹和江南人贱竹的奇怪现象。京师侯家富人建造园林，搜罗天涯海角的奇花异石，“而所不能致者惟竹”。京师无竹，是由于气候不适宜竹子的生长，但是，侯家富人为了逞威斗富，竟可以不惜数千钱而购一竹，然而，好不容易种上一株竹，一遇霜雪，又被枯死。正因为这样，“人益贵之”。竹在京师真是一个幸运儿，但在它家乡——江南，却不过是一堆柴草而已。人们要建造园林，总要把竹子“芟而去焉”，说“毋以是占我花石地”。宁可花“千钱买一石、百钱买一花”，也决不要一竿竹。听说京师人贵竹，江南人还会感到可笑： “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。”竹在京师，因其无，得之难，则人皆贵之; 而在江南，因其多，得之易，人皆贱之。这使作者感到可悲，不禁长叹一声： “呜呼！ ”

　　在揭出怪现象的基础上，作者深入一步，进行了由此及彼的推理和由表及里的分析。奇花石虽为京师人与江南人所贵，但在其产地一定与竹子在江南的命运相似。反之，在奇花石的家乡 “绝徼海外”，或者在其它从来不产竹子的地方，一旦有人看见竹子，又必定比京师的人更加珍爱它。于是，作者自然地联想起一句熟语： “人去乡则益贱，物去乡则益贵”。世上评价人、物的标准，是依远近多寡而论高下贵贱。面对这种习俗的偏见，作者忍不住发问： “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乎？”这一个反诘句，有力地表现了作者对人才和竹子不幸命运的愤愤不平，抒发了对世俗偏见的强烈不满。

　　但是，就在这种恶劣的风气之下，却也有一个不陷于流俗的高蹈者，这就是作者的舅舅光禄任君。文章到第二部分，才点明了题目中的任光禄和竹溪。在这一部分里，作者交代了本文的写作缘起，指出了任君建竹园于荆溪之上的原因，并由此引出了关于知竹与不知竹的议论。任光禄虽身处江南，却不以世俗贱竹而贱之，反而，在荆溪之上治园，“遍植以竹，不植他木。竹间作一小楼，睱则与客吟啸其中”，并自号曰“竹溪主人”。这里虽寥寥几笔，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一个不苟合流俗的竹林七贤式的人物形象。任君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自己说： 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，亦足适也。”而这并非任君的本意，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，任君以竹为园，是因为“有所深好于竹”，爱竹又是因为知竹。任君这样解释则是“不欲以告人”。然而，象任君这样知竹爱竹的人，自古以来却又是“绝少”的。这是因为，古来就认为竹“绝无声色臭味可好，故其巧怪不如石，其妖艳绰约不如花。孑孑然，孑孑然，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，不可以谐于俗”。也许有人要问：京师人不是很爱竹吗？作者认为，京师人贵竹“不过欲以此斗富，与奇花石等尔。故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。”这段话非常精辟。从这段入情入理的充满辩证法的分析中，我们看到了作者严密的思辨能力和卓越的见识。

　　第三部分，文章更深入一步，由赞颂任君的知竹爱竹，引起对任君人品的赞颂，进而反过来说明任君孤高独立的人品，又正是他知竹爱竹的根源所在。最后，再一次发出感叹，“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！ ”

　　任君生长于繁华富贵的环境，却能不沉溺其中，依其财力决不是不能致奇花异石，但他“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”，凡是富人们所酣嗜的，诸如“裘马、僮奴、歌舞”之类，一切斥去，而且“挺挺不妄与人交”。这种性格正与竹子的性格有类似之处，所以，作者说 “此其于竹，必有自得焉”。这里既是对“有所深好于竹”的呼应，又是一个极好的注脚。任君是竹子的知己，竹子又是任君精神的写照。接着，作者又写道，即使竹子并非本地所有，任君也会“极其力以致之，而后快乎其心”，他的力量虽然“能尽致奇花石，而其好固有不存也”。这里又从两个方面强调指出任君爱竹是真正知竹。

　　最后，作者以一声长叹收束全文，“嗟乎！ 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！ 吾重有所感矣。”从任君的爱竹，作者深深体会到：竹子本来在江南就应有一个尊贵的地位，这是由它自身的价值而决定的，但人们却不能理解它，它也得不到应有的珍重。在这个“嗟乎”里，包含了作者对任君高风亮节的褒扬，对世俗的偏见恶习的不满，对竹子明珠暗投的同情和巧遇知己的羡慕。

　　唐顺之是唐宋派的主要人物，反对拟古主义非常坚决。他要求文章家要有独特的思想见解，不要落入俗套。他在《答茅鹿门知县书二》中说： “今有两人：其一人心地超然，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，即使未尝操笔呻吟学为文章，但直据胸臆，信手写出，如写家书，虽或疏卤，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，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; 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，虽其专学为文章，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，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，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，绝无有也，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。”有人说：唐顺之的作品未能实践他的理论（见刘大杰： 《中国文学史》），未免过分了。《任光禄竹溪记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，这是一次很好的实践。文章不落俗套，不受绳墨束缚。名为“竹溪记”，却既不用“记”的笔法，也不扣住“竹溪”落笔; 既不记溪的位置、景色，也不记竹子的枝叶、形状; 开头起笔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似乎不切题旨，扯开很远，既不提“竹溪” ，又不谈 “任光禄”。但是，全文感情充沛，滔滔雄辩，而且文从字顺，语言流畅，特别是几个叹词、以及设问句、反问句、感叹句的交错运用，大有一唱三叹之妙，充分体现了“直据胸臆，信手写出，如写家书”的特色，真可谓独具一格。

　　山水散文到宋代呈现出议论化的倾向，作家常运用借景言志。写景寓议的方法，在山水散文中发表议论。到晚明的山水散文中又出现了览景寓刺的写法，如张明弼的《避风岩记》简直可以作为一篇讽时刺世的杂文来读。唐顺之的这篇《任光禄竹溪记》正代表了山水散文的议论化倾向向杂文化倾向的过渡。文中议论的成分大于记叙的成分，甚至可以当作一篇议论文来读，而且又常常运用杂文笔法讥刺时弊。比如，谈竹子时，巧妙地借用熟语： “人去乡则益贱，物去乡则益贵”，出其不意地对社会上不重视人才的现象给以有力的一刺。特别是对侯家富人逞威斗富的心理分析和讥刺，真是鞭挞入里，入木三分。

　　《任光禄竹溪记》创作背景

　　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，只知是唐顺之的舅舅光禄大夫任君在荆溪之上修筑园林，请唐顺之为文以记，于是作者便写下这篇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