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须琥珀方为枕,岂得真珠始是车。

出自唐朝 李商隐咏史

  何须琥珀方为枕,岂得真珠始是车。

  解释: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,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?

唐朝 李商隐

  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。

  何须琥珀方为枕,岂得真珠始是车。

  运去不逢青海马,力穷难拔蜀山蛇。(运去 一作:远去)

  几人曾预南薰曲,终古苍梧哭翠华。

  《咏史》译文

  纵览历史,凡是贤明的国家,成功源于勤俭,衰败起于奢华。

 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,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?

  想要远行,却没遇见千里马,力单势孤,难以拔动蜀山的猛蛇。

  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《南风歌》?天长地久,只有在苍梧对着华盖哭泣份儿。

  《咏史》注释

  真珠:即珍珠。

  青海马:龙马,以喻贤臣。

  蜀山蛇:此以喻宦官佞臣。

  南薰曲:当年舜唱的《南风歌》,一唱而天下太平。

  苍梧:传为舜埋葬之地。

  翠华:皇帝仪仗。

  《咏史》赏析

  诗的首联,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,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,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。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,不像诗。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,是说:像文宗那样勤俭,应该使国家兴盛的,怎么反而破败呢?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,是抒情而不是议论。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。

 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。这种议论,有道理但并不全面,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,但不是惟一的经验;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,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。一个王朝的兴衰,自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然而,事实上,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,反而越搞越糟。这中间的道理,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,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,所以,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,归之于运命。

  颈联推进一步,但也可以说是转折,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,其实是国运和国力,一旦运去,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,而只能遗恨终生。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。诗人虽然说不清“运”究竟是什么,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(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),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,而且在他看来,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,难以挽回了。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,却是敏感的、深刻的,不但可以说明唐代,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。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,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。李昂节俭,史有明文;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,也载于史册。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。继续引申,则“青海马”是喻贤才,“蜀山蛇”是喻宦官,也表现出来了,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。

  尾联承上而下,由理而情,由情造境,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。文宗好诗,夏日念柳公权诗“薰风自南来,殿阁生微凉”,称为“辞清意足,不可多得”。张采田《会笺》称文宗“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,制《云韶法曲》、《霓裳羽衣曲》。义山开成二年登第,恩赐诗题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故结语假事寓悲,沉痛异常”。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,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,“终古”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。这里,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,不是讥讽、挖苦,而是感慨、叹息,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。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,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,一个王朝的兴衰,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

 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,但文宗在位期间,作风勤俭,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,却一事无成,最终在“受制于家奴”的哀叹声中死去。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,诗人已隐约感觉到“运去”、“力穷”,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,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,也难以挽回了。文宗在位时,商隐对于他的闇弱,颇多讥评;而于其身后,则又加以哀惋。无论讥评还是哀惋,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。

 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,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,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。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,就个体来说是性格、遭遇使然;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,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。“运逢末世”,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,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,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。

  《咏史》创作背景

  这首诗作于唐开成五年(840年)文宗去世之后。唐文宗即位之后,颇思励精图治,去奢从俭。当时,朝内朋党相互倾轧,宦官掌握禁军,干涉朝政,甚至弑杀皇帝。文宗欲夺回政权,曾两次谋诛宦官,均以失败告终。最后,文宗郁悒成疾,含恨而终。李商隐作此诗既有伤悼文宗之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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